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网络小编为此收录了创新基层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乡市蹲点调研报告集锦3篇，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创新基层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乡市蹲点调研报告集锦1
乡村是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是否有效，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浙江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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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部署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的要求，6月14日至15日，我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发源地——桐乡市开展蹲点，就实施“万村善治示范”工程、走乡村善治之路作调查研究。其间，先后走访高桥街道、乌镇镇、濮院镇、梧桐街道等4个镇街，越丰村、董家村、永越村、环南社区等4个村(社区)，董村茭白专业合作社、龙翔江南湖羊庄园家庭农场、乌镇派出所、双环传动(嘉兴)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夜访两家民宿和1户农户，召开由镇街、村、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多个小型座谈会，从“点”上了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由桐乡市委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龙游县委负责人和宁海县岔路镇、象山县西周镇、诸暨市枫桥镇等镇党委书记以及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座谈会，从“面”上了解我省乡村治理的创新之举。通过蹲点调研和座谈交流，使我对创新基层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公文汇 www.gongwenhui.com
一、桐乡“三治”融合实践的时代要义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历来具有优越的区域环境、富庶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后，如何进一步把桐乡整体打造为对外展示浙江改革开放历史性成就和蓬勃发展活力的窗口，进一步提升桐乡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经济繁荣兴旺、社会长治久安，成为桐乡全市上下共同思考和不懈探索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实践应运而生。高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座谈时回忆道：“自高铁开通后，高桥迎来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随之而来。对此，2013年5月，高桥街道组建了群众自己的议事组织，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深受群众的欢迎。”在高桥这一创新做法取得成效后，桐乡市委敏锐地把握这一新生事物，在深入总结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以“自治为目标，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自觉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的融合，概括出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三治”融合好经验。在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中，我感到，桐乡“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模式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三个方面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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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重要的基础是植根浙江发展需求，紧跟新时代前进步伐。近年来，我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桐乡政法委的同志告诉我，桐乡市这些年不断深化“三治”融合的探索，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三治”载体加以整合，形成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简称‘一约两会三团’)”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治理机制。高桥街道党委负责人说，在处理具体工作过程中，基层十分注意“自转+公转”的有机结合，既注重以自治“内消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更注重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我感到，桐乡“三治”融合实践，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也是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未停步的最好证明和生动写照。
2.最关键的做法是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实现多方协商共治。桐乡的同志告诉我，开展“三治”融合以来，桐乡因地制宜创新方法和途径，更多地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高桥街道越丰村党支部书记沈春雷介绍说，村里把一些法律法规管不到、村规民约管不好的不良现象，交由道德评判团去做工作，如对破坏绿化带种植瓜果蔬菜的农户，通过道德评判团反复劝导说理，最终让农户自觉加以纠正，实现了由老百姓自己来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5年来，全村信访事件与行政诉讼案件零发生，矛盾纠纷零上交。乌镇镇党委负责人说，作为江南水乡和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如何让环境更美、治安更好、群众更具幸福感，他们在“自治”上做起了文章，每10户选出1位居民，组建起一支3724人的“乌镇管家”队伍，运用“互联网+”，建成信息指挥平台，进行日常安防巡逻与信息收集、处置，为护航历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濮院镇永越村针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实际，全面加强全科网格和网格员队伍建设，加强对出租房的综合治理。梧桐街道环南社区成立由业主委员会、物业、网格支部书记、居监会、居民代表参加的“环南家委会自治联盟”，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将“三治”融入社区各项服务之中，确保居民当家作主、辖区和谐稳定。我发现，尽管所到之处在“三治”融合实践中主体各不相同，但始终贯穿着“枫桥经验”基本精神，为健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落实乡村自治提供了实践路径。
3.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调研中了解到，桐乡在“三治”融合实践中，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突出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突出群众需求导向、满意导向，坚持群众想什么就干什么，既下功夫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社会治安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又着眼于改革发展，下大力气解决基层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基层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乌镇管家贝荣根说，乌镇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乌镇民情”APP，老百姓用它反映情况，或者把意见和建议直接@书记、镇长。比如，河道整治、环境整治中发现脏乱差的，只要拍一张照片提交，信息平台工作人员接到反映信息后，就会转不同部门处理，且会在最短时间内将回复内容反馈至反映人，一般小事当天就会处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治”融合实践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标准，是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构建新时代基层善治体系的总体设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万丈高楼平地起，乡村治理好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地基。地基扎实了，大厦才能固若磐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在乡村治理探索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始终屹立、不断创新的“枫桥经验”就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首推的典范。通过这次蹲点调研和座谈交流，我认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既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又要从基层自治入手，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为乡村发展凝聚合力。
基层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多变、治理方式多样，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通过蹲点调研和对我省乡村治理领域探索创新经验做法的深入探析，我觉得基层善治体系应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坚持党建引领，实现基层治理有魂;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突出自治基础，实现基层治理有力;以信法守法为准绳，加强法治保障，实现基层治理有序;以崇德向善为基础，强化德治调节，实现基层治理有根;以综合治理为补充，注重综合施策，实现基层治理有度;以智慧治理为支撑，用好现代技术，实现基层治理有方。通过这六个要素的综合运用、协同发力，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使基层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实现基层善治，需要构建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动基层治理理念由“大包大揽”向“协商共治”转变，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治理格局由“单打独斗”向“协同推进”转变，使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桐乡“三治”融合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三治”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通盘设计、统筹兼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以及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的约束作用，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做到治理为了村民、治理依靠村民、治理成果由村民共享、治理得失由村民评判，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三、构建新时代基层善治体系的具体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走乡村善治之路，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浙江改革开放走在前列，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创新也如百花齐放，形成了诸如桐乡“三治融合”、宁海“小微权力清单”、象山“村民说事”、东阳花园村“村规民约”、武义“后陈经验”、龙游“村情通”、仙居“三绿治理”、安吉“五个所有”，以及基层治理“四平台”、新乡贤治村等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有的还被写入国家法律并推广实施。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浙江更应在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基层善治方面有更多的突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1.提高政治站位，把基层善治体系建设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桐乡市在实践中形成的以“一约两会三团”为主要架构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破题之作”。我们要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为契机，充分认识走基层善治之路的重要性，把基层善治体系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以改革开放初期培育发展民营经济的那一股劲头、那一股热情，加强系统谋划，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贯通出发，结合这些年的基层实践探索，把基层善治体系中的基本要素梳理出来，形成工作规范，打造基层善治的浙江品牌。
2.突出问题导向，不断强化基层善治体系建设的制度供给。调研中有基层干部群众坦言，虽然这些年基层在治理实践中做了不少有效探索，但有不少问题亟待改进和完善，主要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政治功能不够彰显，领导核心作用存在弱化、软化现象;有的地方村务公开走过场，民主管理还需加强，村务决策机制落实不够到位;村民法治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乡村依法治理尚未形成合力;村规民约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体现不够，社区协商亟待制度化;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不够，德治保障机制尚需加强;“全科网格”建设不平衡，有的地方网格员职责不够明确;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规范，发挥作用的“留白”较大;有的地方“智慧治理”成效不明显，“信息孤岛”有待贯通。基层干部群众建议，要在推进乡村治理集成化、精准化、规范化上下功夫，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延伸到村级，进一步加强县乡统筹，完善“综合指挥中心+四平台+全科网格员”的运行机制，完善村级便民服务功能，努力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一般性事务都可以在村级层面解决。要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多样化上下功夫。完善民主恳谈会、五议两公开、村民票决制，发挥村民监督作用，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着办”，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说了算”。基层治理实现良治善政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必须把实现治理有效与发展农村经济一体研究、同步推进，实现基层治理组织与农村各类经济组织相互促进，更好地落实党的富民惠民利民各项政策，最大限度地增进农民福祉，最大限度地协调利益关系。调研中了解到，农民群众对新成立的“三位一体”农合联组织非常欢迎，应进一步推动基层“三治”组织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互联共促，共同为实现乡村振兴发挥作用。
3.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基层善治体系建设的实现形式。基层善治应根据治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分布特点等因素，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比如，在乡村治理中，以本地居民为主的农村，可以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村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村规民约有效规范村民行为，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自己的事参与干、自己说了算;外来人口较多的村，可通过培育发展新居民协会等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发展民间调解组织，有序参与社会事务，化解矛盾纠纷，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城市社区社会治理中，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对村改居的社区，可全面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加强“全科网格”和全科网格员队伍建设，构建“网格+支部”的基层治理模式。
4.注重理论研究，加快形成基层善治体系建设的理论支撑。构建基层善治体系，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基层工作者的实践相结合，实现良性互动。首先，有关部门要深入基层，多加指导，加强立法研究，加大优秀案例推广力度，提高基层探索的有效性，使“盆景”变成“风景”、“树木”变成“森林”;其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要更多地走向一线，善于指导实践，认真开展善治理论前瞻性、可行性、应用性研究，找依据、提对策，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困惑，发挥好“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第三，基层要继续大胆探索，大胆实践，为面上工作开展提供更多更成熟的经验做法，当好我省基层善治的“先锋队”“试验田”。
创新基层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乡市蹲点调研报告集锦2
PPP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对促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缓解民间资本投资难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省PPP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明显，但也存在PPP泛化异化、不够规范等问题，需引起高度关注。为此，我围绕如何规范实施PPP项目，去年先后赴台州、温州等地进行调研，今年又以“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为契机，带领调研组到衢州蹲点调研，实地查看PPP项目实施情况，查找业务风险点，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一、我省PPP工作总体情况及特点
截至2018年5月31日，我省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325个，总投资5628.05亿元，项目入库总数、投资总额分列全国第8位和第7位，进展总体平稳有序，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较好地促进了我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1、项目覆盖面广。325个PPP项目涵盖交通、市政、文化、体育、旅游、片区开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基础设施、能源、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其中市政工程、交通运输领域的项目数和投资额均居前两位，体现了PPP提升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也符合我省力推“大路网”“一小时交通圈”的政策导向。全省近80个市、县(市、区)已经开展了PPP模式的应用，所有地区都有PPP项目入库，其中，温州、丽水、台州居全省项目数前三位。
2、项目落地率稳。325个项目中，落地项目175个，总投资2754.86亿元，落地率达54%，高于全国44.8%的落地率，居全国前列。其中我省列入财政部前四批示范项目29个，落地27个，落地率达93.1%，高于全国示范项目83.5%的落地率。
3、民企参与率高。经统计，我省已中标签约项目的各类投资主体中，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及项目总投资占比均接近六成，明显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标比例，也远高于财政部PPP中心统计的全国民营资本39.1%的参与率。这体现了我省拥有充裕的民间资本和相对成熟的市场体制机制优势，也反映出我省PPP项目质量、部门工作能力、政府信用、市场环境等得到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普遍认可。
4、支出责任总体可控。根据对各地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台账分析，市县入库PPP项目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均未超过10%红线，大部分市县财政承担支出比例在7%以下。总体来看，2015-2045年间，全省PPP项目支出责任总额3046亿元，居全国中游水平，年均支出98亿元，占我省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58%。我省PPP项目支出责任风险相对安全可控。
二、需要引起关注的几个问题
1、上项目有“加急”倾向。随着国家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控、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地方政府希望通过PPP模式融资推进项目建设的需求更为迫切。自财政部“92号文”发布以来，我省新入库项目134个，平均每月入库项目22.4个，入库项目数增长较快。但有的地方政府片面放大PPP项目的融资功能，重投资、轻运营;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实际情况，对于PPP项目实施主观给予路线图、时间表，倒排时间、下达任务，要求加快入库并落地;有的以前未按照财政部规范程序实施的项目，因融资等需要要求入库增多。
2、个别市县财政承担支出比例有“突破”倾向。整体上我省各地PPP项目财政承担支出比例情况良好，大部分地方在7%以下，但也有6个市县财政承担支出比例达到8%-9%，9个市县超过9%，有进一步“突破”10%上限的趋势。由于目前财政部对于政府性基金预算用于PPP项目没有刚性约束，部分财政承担支出比例已经临界的市县通过大量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PPP项目支出，使支出不被统计进财政承担支出比例，这种现象在近两次PPP项目入库审核中逐渐凸显。另外，为避免财政承担支出比例超过10%而导致无法继续实施PPP项目，有个别市县还随意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比例预计数，使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流于形式。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使市县的财政承担支出比例统计失真，甚至使得财政支出责任不可控。
3、项目融资有“难和贵”倾向。PPP项目在经历井喷式发展之后，目前进入规范管理、长效监管的阶段，国家进一步加强了PPP项目管理和金融监管，一定程度上在PPP市场里滋生了紧张乃至恐慌的情绪。有金融机构暂停对PPP项目的新增贷款，部分项目反映融资出现困难。在金融机构暂缓借贷的情况下，将使已落地项目缺少资金来源，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正常施工，对新项目落地也会构成冲击。同时，项目融资成本也相应地大幅上升，由于PPP模式下融资风险一般由社会资本方承担，融资成本将是社会资本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成本上涨有可能导致社会资本放弃投标。近段时间个别项目出现了流标情况，还有不少地方反映银行普遍拉长放款时间，部分项目融资困难。
4、个别项目出现“违约”倾向。有个别早期PPP项目由于程序不到位、操作不够规范，PPP项目合同规定不清晰，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出现了纠纷。地方政府早期实施的BOT项目甚至出现了财政支付延期的现象，政府履约风险初步显现，虽然这类情况暂未出现在入库PPP项目中，但若出现PPP领域的政府履约风险，则将对PPP项目的正常实施产生很大影响，也会最终真正成为政府债务。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迫使项目终止，影响公共服务的正常提供，最终伤害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三、规范PPP模式的对策和建议
规范的PPP模式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还可进一步促进政府投资效率的提升，是现阶段新旧动能转换、防范化解债务、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各地、各部门要正确处理好PPP与融资、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按照省委、省政府和财政部的有关要求，强化规范实施，防范潜在风险，做真PPP、真做PPP。
1、统筹谋划，稳步推广PPP模式。地方政府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统筹各种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对于适合采用PPP模式的，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力状况，分清轻重缓急，根据财政可承受情况，适当有序地引入PPP模式，稳步实施PPP项目，既不畏难不前，也不一哄而上，为合规且重要的项目留出空间。要积极组建PPP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的PPP项目运作。建立协调机制，财政、发改、规划、国土、环保、住建、审计、监察等多个行政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PPP项目实施。对于落地的项目，要加强对项目公司全生命周期监督管理，督促其强化建设和运营，为社会公众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2、强化审核，严格PPP项目入库。进一步加强对PPP项目的入库审核。对不适宜采用PPP模式的项目、仅有工程建设却没有运营的项目、没有建立30%以上绩效考核挂钩的项目不予审核入库。为防止突破财政承担支出比例上限，对财政支出责任已经超过8%的市县，暂停政府付费项目和可行性缺口补助较多的项目入库。发现存在其他不合规操作的PPP项目及时要求整改，确保入库项目符合政策规定。对于已入库项目做好监督工作，督促地方按政策要求程序到位，规范实施。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督促市县及时更新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加强监测，实施风险预警。建立PPP项目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台账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地方PPP项目财政承担支出比例的监督。对高出财政承担支出比例10%上限的市县限制新项目入库，对接近上限的市县给予风险预警，对程序不到位、过多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进行风险提示。引导地方政府多做使用者付费类项目、审慎开展政府付费类项目。探索研究合理的PPP相关指标，进一步科学考量地方PPP运作情况，加强PPP分类指导。
4、按效付费，严格履约守信。认真落实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指导主管部门根据预算管理要求，将PPP项目合同中约定的政府跨年度财政支出责任纳入中期财政规划，保障政府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履约能力，做好省本级PPP项目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指导市县做好PPP项目收支预算编报工作，加强PPP项目绩效评价，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合理安排预算资金，按照合同约定向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及时足额拨付补贴资金，防止出现履约风险。
5、通力协作，营造PPP发展的良好环境。积极呼吁国家层面尽快完善法律政策，为PPP提供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PPP宣传引导，对新出台政策及时解读，进一步稳定PPP市场信心。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坚定信心，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政策支持，促进我省PPP项目融资。继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实施PPP以奖代补政策，对规范PPP项目实施正向激励。加快省基础设施投资(含PPP)基金及子基金运作，积极发挥其投资引导和增信作用。
创新基层治理体系 走乡村善治之路——乡市蹲点调研报告集锦3
根据省委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和领导干部蹲点调研的要求，5月10日至15日，我带领5位同志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主题，到县行政审批局开展调研。调研组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窗口随机咨询、体验等方式，了解群众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满意度和意见建议;实地走访了银轮股份、永贵电器、天成自控等3家上市企业和严牌滤布、超前通信等多家规上企业;召开了“最多跑一次”专项评议员座谈会、部门座谈会和企业家座谈会，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客观评价、发展诉求和建议意见等。调研后，我对如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一、县城“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显示，群众认为目前办事很方便的占37.5%，比较方便的有62.5%，这个调查结果肯定了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成效，但同时也说明“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调查问卷反映的问题
1.前台服务有待优化。办理审批事项前经过咨询的占83%，其中，通过窗口咨询的占78%，75%的窗口工作人员能一次性告知办事所需事项。这说明到窗口咨询是群众办事前的主要途径，而有1/4的事项要“跑多次”是因为窗口人员不能一次性告知所致。
2.中介服务有待加强。审批事项通过中介机构办理的占18.5%，对中介服务满意的仅65%。中介服务机构已成为群众办理审批事项的重要依靠力量，但收费标准、信誉度、服务质量、服务周期等因素，既影响了审批的效率，又影响群众的满意度。
3.改革宣传不够到位。37.5%的受访群众表示对其所办 “最多跑一次” 事项范围不清楚，且62.5%知道“最多跑一次”事项范围的人群中，从网络、电视等渠道获知相关信息的占53%。说明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政府改革政策供给较快、较多，而对涉及群众的办事指南宣传不够到位、深入。
(二)办事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
1.受理窗口跨部门信息共享难。如公安的人口库、民政的婚姻库和工商的企业法人库等多个基础数据库，目前尚未完全实现数据共享和互通，群众在办事时仍要反复提交各类证明。
2.仍有一些部门互为前置的现象。在法律法规的设置上，不同部门间的事项有很大一部分互为前置，导致群众在各个部门间来回奔波。如一受访群众办理农医保，因其户口簿年龄错误，需要结婚证来证明，而其结婚证遗失又需要户口簿来证明，陷入“死循环”。
3.办事流程与群众期待有差距。一些企业表示目前的改革仍没有实现他们所期待的“一件事跑一次”。如企业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施工建设，要经过立项、施工图设计、各类中介评价、施工图审查、各类单项审核等多个环节，在准备和递交相关材料上仍无法做到“只跑一次”。
(三)审批窗口反映的问题
1.权力下放不同步让群众上下跑。改革仍以各条线自身内部推动为主，条线之间权力下放不同步，导致涉及多个部门的联办事项，有的仍要跑多次，有的存在县一级无法审批仍需上报省市审批的现象。
2.办事窗口人力资源紧张。随着无差别全科受理等不断深入的改革，对办事窗口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但中心的编外用工人员高达54%以上，流动性大，给办事窗口带来较大的压力。
3.上级对县(市、区)业务指导偏少。“最多跑一次”改革涉及职能归并、流程再造等，业务强、环节多，但一些新的政策和下放事项往往由于缺少指导和业务培训，容易导致基层审批机构真空脱节的现象。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效率追求与制度规范存在矛盾。政府追求“依法治国”，群众追求“便民高效”，两者在出发点上并不矛盾，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难题。一些群众“跑多次”的事项，往往是因为群众自身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导致审批机关无从着手。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办理的过程中，往往由于企业未按审批要求进行建设，存在少批多建、未批先建等情况，无法按正常程序通过验收，影响项目投产运营。
改革创新与试错容错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为了使群众少跑快办，基层往往都是从优化流程、减少材料等方面入手，但每个办事事项都有其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改革恰恰要突破一些法律法规。虽然国家鼓励地方大胆探索，但由于存在一定的法律和政策风险，基层工作人员不敢创新。
三、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建议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顶层设计。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秉持妈妈式“五心”服务理念，坚持“用户需求导向”，服务“用户办事体验”，推进服务中心“一窗受理”和无差别受理，优化政务服务网，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推进前台无差别受理、后台分类专业审批，通过前后台协同配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切实提高群众和企业满意度，把群众改革获得感的标尺立起来，高标准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让人民群众最大限度享受改革带来的便利。
2.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升服务水平。瞄准“到处跑”“多头跑”的问题，推行审批服务集中办理，对行政审批资源进一步整合，避免群众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奔波;瞄准“反复跑”“来回跑”的问题，积极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全面清理、优化各类办事指南(办事流程)，重点规范受理范围、申请条件、申请材料、承诺时限等要素内容，消除模糊语言、兜底条款，为群众办事提供清晰的指引。建立健全窗口工作人员首问责任、一次性告知、并联办理、限时办结等制度，加强绩效考核，提升服务效能。
3.坚持信息化驱动，实现协同推进。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着力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在打通“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上重点突破。加强企业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2.0版本的升级和完善。以政务服务网为中心，推进全省政务数据资源的共享交换体系建设，强化系统对接和数据的共享，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全流程的监督。加快政务服务网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统一公共支付、档案管理等平台的配套应用。加快实现全省域“一平台、一张网、一个库”。
4.坚持以机制为引领，强化工作保障。建立督察机制，依托政务服务网完善电子监察系统，定期开展日常督查、指导督查和专项督查，对政府部门的服务进行全方位评价和客观评价，同时，建立全媒体舆论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监督。完善宣传机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强对改革成果的立体宣传展示，引导社会各界共同为改革支招，畅通群众和企业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有效机制。健全推广机制，准确把握改革大趋势，动态挖掘典型案例，及时推广改革的成功经验，把改革成果总结好、巩固好、发展好，努力使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