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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1】

“超导”是超导材料或超导体的简称，因具有零电阻的特性而得名。“高温超导”是指具有较高超导临界转变温度（以下简称“T”）的超导体。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真正快速发展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后。赵忠贤从1976年初即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开展高温超导研究。在1986－1987年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的国际竞争中，他带领团队较早地在世界上发现液氮温区铜氧化物超导体，并率先公布新超导体的成分，其团队获得1989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热潮过后，赵忠贤继续坚守高温超导领域，不断深耕，并于2008年3月，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再次斩获佳绩。2014年，他又一次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稿子汇 www.gaozihui.com

赵忠贤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不断取得重要突破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何能成为中国高温超导领域的领航人？本文基于对赵忠贤学习和科研经历的考察，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以期对中国的基础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有所启示。 公文汇,办公文档之家

一 早期成长和科研经历 公文汇 www.gongwenhui.com

赵忠贤于1941年1月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上小学时，他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次自然课上，老师做了一个老鼠生理活动与氧气浓度关系的实验。当增加氧气时，老鼠表现得很活跃，当减少氧气时，老鼠则变得越来越怠惰。这个现象触动了他，“使我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上中学后，赵忠贤更好学了。例如，在学习平面几何课程时，他常常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几何习题，“结果搞得床上、地上到处画得都是各种几何题的证明”。他回忆道，这种对新鲜事物的激情以及思考问题的学习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科研生涯[2]。

1959年的一天，赵忠贤在高中班主任的桌子上发现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招生简章。当了解到赵忠尧、钱学森和华罗庚等众多著名科学家在此校执教时，他便决定报考中科大。同年9月，赵忠贤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科大。

中科大创办于1958年。为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和人才优势，该校采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各个研究所的一线科学家亲自登台讲授基础课。例如，吴有训、严济慈等人讲授普通物理，华罗庚、吴文俊等人讲授高等数学。大学期间，赵忠贤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同时，中科大还强调宽口径培养人才，在学生掌握深厚数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科研实践活动。大学一年级，赵忠贤就曾与同学到实验室开展实验设计。

进入大学四年级后（当时中科大的学制为五年），“出于对低温世界的浓厚兴趣，他以第一志愿选择低温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3]。中科大的低温物理专业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的低温物理室负责对接。中国低温和超导学科奠基人的洪朝生①亲自为该专业学生开设低温技术课，而中国超导学科的另一位奠基人——管惟炎②为他们开设超导物理课。他们将国际上最新的低温、超导学科知识和相关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保证了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高水准[4]。他到了中国低温和超导研究的发源地物理所之后，在管惟炎亲自指导下开展毕业论文设计，论文题目为“用超导体获得均匀磁场”，这是当时非常前沿的研究课题[5]。物理所系统的科研训练为赵忠贤之后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完成学业的赵忠贤被分配到物理所低温物理室工作。他先是参加了由洪朝生组织的超导计算机器件研制任务③，大胆地将半导体的光刻技术应用于超导器件的制备，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66年。之后，赵忠贤领导开展了单极和双极斯特林制冷机的国防研制任务。这对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来讲，是一项不小的挑战。为了能够按时完成任务，赵忠贤经常加班加点，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联系材料加工业务，他还要经常出差。1969年，赵忠贤小组研制的单极2W/38K制冷机，成功冷却了电子工业部第11研究所的红外激光雷达，使其野外联试取得成功[6]。1972年,他又作为负责人之一承担了为微波量子放大器的应用研制微型致冷机的国防任务[7]。这项工作开展后不久，赵忠贤就接到了到英国进修超导物理的通知。

二 剑桥大学进修超导物理

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5月25日，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A. Hodgkin）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会谈，决定恢复中英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8]。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中国预备建立粒子加速器,发展高能物理学科。通过选派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和欧洲等地考察的方式，获知国际上的高能粒子加速器已开始使用超导磁体[9]。在此背景下，赵忠贤获得了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超导物理的机会。

1974年2月，赵忠贤到剑桥大学冶金与材料科学系超导组进修。他的合作导师艾维兹（J. Evetts）的整个研究组都在开展第II类超导体的量子磁通钉扎和量子磁通线的运动问题研究。同事邀请赵忠贤一起合作，但他觉得还是自己单独做一个研究题目比较合适。他认为，“别人都研究线性运动。而非线性运动的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但从非线性到线性过渡这块总可以有研究的价值吧”[10]。赵忠贤选择了第II类超导体在非线性区到线性区过渡区间的磁通运动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因设备距离较远，他几乎每天以近10公里的路程来回奔忙于调试设备、观察实验现象和记录实验数据之间。不到一年，赵忠贤就发现了“第II类超导体量子磁通线在不可逆过程中，从非线性区到线性区转变的临界点和临界电流呈线性关系”的重要结果（[2]，页437）。但艾维兹却对其产生怀疑——前面已有不少人做过相关研究，均未发现这个结果。为了证明自己的实验数据可靠，在一位同事的建议下，赵忠贤重新选用薄的香烟纸片作为试验材料，最终重复出了令艾维兹满意的结果。赵忠贤离开剑桥大学后，艾维兹让一名博士后继续从事他的研究，相关工作最终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并署上了他的名字，这也是赵忠贤在国际期刊上参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1]。1975年9月中旬，他与其他十几位进修生一起乘火车从苏联转乘回国。

三 高温超导研究之路

从剑桥大学回国后，物理所所长施汝为询问赵忠贤接下来的研究计划。赵忠贤认为，此时物理所的实验条件尚不适合开展在剑桥大学时所做的工作，而“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课题不仅物理内涵丰富，且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之后，他就踏上了寻找高温超导材料的漫漫长路。

1. 开展高温超导研究

从1976年开始，物理所低温物理室以赵忠贤为首，联合所内其他3个兄弟研究室，开始在国内开展高温超导材料的探索工作，并“力争做出些成果来”[12]。他们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A-15型超导体的超导机制研究和以Pd-H系材料为中心的高德拜温度元素化合物的超导材料研制。同时，他还积极通过杂志向国内同行介绍高温超导研究的意义及其国际进展，并在调研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高温超导体的几种可能途径[13]。翌年，在管惟炎和洪朝生等人的努力下，“探索高温超导体”课题被列为中国凝聚态物理规划的五个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就此全面展开。1979年2月2日，物理所决定将低温物理室的509组独立为超导体研究室，由李林担任室主任，赵忠贤担任副主任。同年3月，物理所制定了1979－1980年重点研究项目，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列为其中的项目之一[14]。

由于科研条件不足、经费短缺等原因，赵忠贤等人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总结高温超导体的经验规律方面。1978年，夏沃尔相（Chevrel Phase）超导体发现后，在国际上很快掀起一阵研究热潮。国外超导学者归纳了与夏沃尔相超导化合物T有关的3条经验规律，但镧系的夏沃尔相超导化合物无法较好地适用。赵忠贤等人就根据他们过去研究超导化合物的经验，观察夏沃尔相超导化合物的T与镧系原子共价半径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猜想，同时也预言了产生高于目前T超导体的化合物成分，他们的猜想于1979年9月投递给《科学通报》[15]，后来被休斯敦大学的朱经武（C. W. Chu）和贝尔实验室的施密特（P. H. Schmidt）等人的实验所证实，后两者还专门给物理所写信索取论文的复印件。赵忠贤到美国开展学术交流时，收到他们的邀请做了相关报告。不过，该工作让他也感到稍有遗憾：“我们本来也想做这几个化合物的试验工作，因为未能弄到这几个稀土元素，使工作搁置下来。” [16]

除了对现有超导体开展理论研究外，赵忠贤还参与了对新高温超导体的实验探索工作。1980年1月至1982年4月，超导体研究室的罗棨光、金作文等人开展了Ti-Pd系超导合金的电性研究。赵忠贤在其中负责工作指导和参与讨论。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在材料制备上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在国际上首次合成出新型晶态和新型非晶态超导体TiPd。此外，在非晶态超导体中还发现了尺寸效应的反常现象，这一现象为探索新高温超导体提供了有益借鉴[17]。上述结果发表后不久便引起一些国际同行的关注[18]。

2. 参与国际高温超导学术交流

在从事高温超导研究的同时，赵忠贤还积极与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1978年，他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第15届国际低温会议。会议期间，赵忠贤与著名物理学家约翰•巴丁（J. Bardeen，1908—1991）④就寻找高温超导体的方向问题展开讨论。1957年，巴丁等人解决了传统超导体的超导电性微观理论问题⑤。此后，为进一步寻找提高T的方法，1973年，他又与阿连德（D. Allender）和布雷（J. Bray）两人合作提出了ABB激子超导模型[19]。该模型表明，如果用质量更小的准粒子代替声子，就能使超导体的T显著提升，而这种准粒子的最佳对象就是半导体中的激子。尽管当时尚未发现激子超导体实际存在的迹象，但赵忠贤基于对非晶半导体的了解，提出了通过“类液态非晶态与类点阵非晶态半导体的界面”获得激子超导体的可能途径（[2]，页440）。这一想法被巴丁肯定为一个“good idea”，并在回国后给他寄去了相关文献。在巴丁的鼓励下，赵忠贤与北京大学的韩汝珊等人合作，在ABB激子超导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ACS激子超导体。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晶态和非晶态半导体的界面上，只要有足够的载流子浓度，就很容易形成激子超导ABB系统。相关结果于1979年发表在国内的《自然杂志》上[20]。

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赵忠贤到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L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艾姆斯实验室从事零磁场超导管中的磁通湮灭问题研究。不过，他当时的研究兴趣仍然在高温超导领域。1986年的1到3月，他又去了休斯敦大学朱经武的课题组参加氧化物超导体的短期合作研究（[2]，页440）。这次合作结束后不久，国际上便掀起了铜氧化物超导体的研究热潮。

3. 组织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队伍

从1976年3月开始，赵忠贤和物理所同事陆续联系一些物理学者⑥，以期推动国内的高温超导研究。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一名研究实习员，但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具有较为宽广的学科视野，使得这些学者都非常欢迎他的到来。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在长沙组织召开第二届全国低温与超导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持者管惟炎提出：“虽然我国在超导材料研究上已接近国际水平，但基础研究拿不出东西来。”⑦他呼吁参会者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对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研究。这一提议很快便得到中科大、南京大学等十几家参会单位的回应，经他们共同商议，决定在当年底召开一次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讨论会。

1976年12月，在赵忠贤等人的组织下，“第一届全国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讨论会”（以下简称“高温超导讨论会”）在合肥中科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参会人员首先确定了我国高温超导体研究的十年目标，即将超导体的T提高至30K（当时国际上获得的最高T为23.2K）。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学术报告讨论会。由于探索高温超导体在国内尚属新兴课题，参会人员在这方面的研究经验较为缺乏，他们就利用第二届全国低温与超导学术会议结束后的半年时间，开展相关文献调研，并在这次讨论会上进行报告和深入讨论。二是规划研究课题。在报告讨论的基础上，拟定二三年内的课题研究方向，并根据各单位的研究特色，如“有的理论强，有的实验条件好，有的搞材料，有的搞分析，有的搞基础理论，有的搞冶金焙炼”⑧，各单位之间开展广泛的分工协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得到的资助仅有800元，会议条件相当艰苦，但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异常高涨，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队伍逐步建立起来。

之后，在赵忠贤等人的组织下，这个会议得到延续，截至1986年11月共举办了6次（每两年举办一次）。在之后的几次会议上，出国学术交流人员充分介绍和探讨了国际超导研究的前沿，较好地开拓了国内超导学者的思路和视野（由于外汇紧张，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出国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如在1984年的第5次会议上，赵忠贤与陆果合作作了“重费米子超导体”的特约报告。张裕恒提到这场报告对他的启发：“国内搞重费米子，最早是我搞的，可我一开始并不了解重费米子是怎么回事，是他（赵忠贤）从国外开会带回来的一次报告，讲到了重费米子，后来我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⑨正如会议主要组织者赵忠贤所说，“这一系列会议……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坚定信心，培养人才，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1]。

四 发现液氮温区铜氧化物超导体

1986年1月，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物理学家柏诺兹（J. G. Bednorz）和缪勒（K. A. Müller）发现了一种T在30K左右的新型铜氧化物超导体——LaBaCuO（镧钡铜氧），突破了此前世界上已知超导体的最高T。同年4月，他们撰写论文并向联邦德国的《物理学报》（）投稿。赵忠贤于10月初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他认为，这种氧化物中Cu和Cu之间的巡游电子可能导致姜泰勒效应（Jahn-Teller effect）的出现，使晶体的晶格发生畸变，从而产生高T的超导电性[22]。而该文章没有给出超导体的另一重要性质——完全抗磁性，“可能是多晶陶瓷样品中超导成份少”的原因[23]。赵忠贤很快便找到对陶瓷化合物和单晶生长有研究经验的陈立泉和黄玉珍，后又加上对高温超导研究感兴趣的同事崔长庚，临时成立一个4人研究小组，对该论文进行验证并开展相关研究，赵忠贤为项目的负责人。

到12月底时，赵忠贤等人通过元素替代、改变原料配比等方式，合成出一系列LaSrCuO（镧锶铜氧）和LaBaCuO材料样品，并在其中两个样品中发现了48.6K和46.3K的T，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T纪录。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甚至在LaBaCuO系列的样品中多次观察到70K以上的超导迹象，相关论文于1987年1月14日提交给《科学通报》[24]。12月2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对此进行了报道[25]。由于70K已接近液氮温度，是实现超导工业化应用的关键一步，因此，国内外媒体和科学家对此事都较为关注。《纽约时报》评：“如果确实的话，这个成果可列为现代中国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成果。”[26] 由于这一消息是通过媒体对外公布的，也使得一些国际同行对赵忠贤等人的结果持质疑态度。

在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压力下，自12月27日后，赵忠贤等人不断尝试重复实验结果。他们通宵达旦地工作，“没有床，困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在桌子上躺一躺或在椅子上靠一会儿打个盹儿，醒了就继续做实验”（[2]，页442）。1987年1月初，赵忠贤带领小组继续制备LaBaCuO体系的单相样品，但获得的样品T均在40K左右，没能再观察到70K的超导迹象。到了1月底，他们想到先前做出70K超导迹象的样品原料生产于20世纪50年代，因此开始怀疑原料的杂质因素。化学成分分析表明，先前使用的原料的确含有其他稀土杂质。通过小组讨论，他们认为，通过元素掺杂的方式，“在多相材料中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具有更高临界转变温度的亚稳相”超导体（[3]，页182）。于是，从2月6日开始，他们又将注意力转向多相样品制备，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稀土元素掺杂和取代工作，尤其是用原子半径小的钪、钇、镱等稀土元素取代镧[23]。

2月16日，赵忠贤等人从广播中得知，美国的朱经武实验室发现了T达98K的超导体（但并未公布新超导体的成分），这一消息敦促他们尽快找到当前研究的突破口。转机出现在2月19日中午，在一个成分为YBaCuO（钇钡铜氧）的样品中，他们观察到电阻-温度曲线于110K处偏离直线的现象。经进一步的检测分析，最终于2月20日凌晨确定该样品的T为78.5K，这是中国方面发现的第1块液氮温区超导体。2月21日，《科学通报》收到了赵忠贤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27]。紧接着，2月23日，他们又制出第二批样品，证明其合成工艺具有可重复性。第二天，中国科学院在物理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所赵忠贤、陈立泉等人发现YBaCuO液氮温区超导体。这是国际上首次公布液氮温区超导体的成分。发布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到物理所视察，对他们进行了祝贺，称其证明“中国人有实力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8]。铜氧化物超导体发现者之一的柏诺兹获悉后也表示，“赵教授及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是举世瞩目的”⑩。

1987年3月18日，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召开高温超导专题讨论会。这是一次受世人瞩目的会议，到场的物理学家超过3000人。赵忠贤作为会议邀请的五位大会报告人之一，在会场上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杂志以“超导现象正在发生”为题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文中还专门刊登了赵忠贤出席会议的照片[29]。正如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兴江所评价的：“在当时这是中国科学家非常少有的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亮相, 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物理研究方面走向了世界的前列。”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2】

首次发现液氮温区的超导材料，将铁基高温超导体临界温度提升至 55K

从 1911 年荷兰物理学家首次发现超导现象，到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以铌钛（NbTi）超导合金为代表的实用超导体材料被人们找到，自此，科学家们开启对低温超导技术的研究热潮。

以 40 开尔文（Kelvins，K）为界，超导材料可以被划分为低温超导材料和高温超导材料，前者的临界温度小于 40K，后者则大于等于 40K。

找到临界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材料，特别是在液氮温度范围内实现超导的材料，是该领域科学家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1964 年，赵忠贤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以后，就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始研究超导材料。经过十年研究积累，他和研究团队认识到结构不稳定性和高温超导及超导临界温度之间存在关联。

1986 年，德国和瑞士两位科学家，即约翰内斯·格奥尔格·贝德诺兹（Johannes Georg Bednorz）和卡尔·亚历山大·穆勒（Karl Alexander Müller），在其制备的样品钡镧铜氧（Ba-La-Cu-O）中，发现 35K 的高温超导电性，并把相关论文发表在德国《物理学杂志》上。

“我们一看到他们的论文，立刻就产生了共鸣，于是便开始抓紧重复他们的结果，希望找到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赵忠贤表示。

虽然当时的研究条件十分困难，但他们对于铜氧化合物超导电性的重要性却非常有信心。因此，赵忠贤与合作者凝聚全部力量，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不断解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苦干和巧干的加持下，他们从钡镧铜氧系统中观察到 70K 的超导迹象，并意识到稀土掺杂对超导迹象的影响，最终发现临界温度为 92.8K 的钡钇铜氧（Ba-Y-Cu-O）超导体，成功地将临界温度提高至液氮温区。

这一成果不但极大地促进全球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研究，也提高了中国物理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赵忠贤也因此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荣获首届陈嘉庚物质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奖项。

除此之外，在探索高温超导体方面，赵忠贤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和团队先后合成了一系列 50K 以上铁基超导体，包括氟掺杂镨氧铁砷化合物、氟掺杂钕氧铁砷化合物等，最终创下 55K 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纪录。

综上，基于该课题组在铜氧化物方面发现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材料，以及在铁基超导体方面创造并保持了在块状材料中超导转变温度的记录，赵忠贤也于近日获得 2023 未来科学大奖的物质科学奖项，表彰其对高温超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和对转变温度的系统性提升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与他共同获得本次奖项。

那么，提高超导体临界温度究竟有何意义？赵忠贤表示：“有一个应用就是利用超导磁体产生磁场，让被加工的金属在其中运动并产生涡流加热，理论上这要比传统的电磁感应加热方法节能 30%，实际应用中甚至能达到 50%。我认为这是液氮温度超导体出现之后，带来的一个非常新的技术和应用。”

目前，赵忠贤还在带领团队探索新的超导体，并在努力地寻找新的高温超导物理机制，以推动临界温度的进一步提高。此外，其还致力于推动高温超导在电子学方面的应用。

“有压力要比没有压力好，但不要一直顶着”

据介绍，赵忠贤于 1941 年在辽宁新民出生，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便走上科研道路，长期投身低温与超导研究，以及探索高温超导电性研究。

在他看来，对他科研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是大学时代的老师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们，在我读书的年代都是鼎鼎有名的，比如技术物理系的严济慈先生，教量子力学的朱洪元先生，数学系授课的华罗庚先生，教物理力学系的钱学森先生等等。我认为他们作为榜样，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或许正是这些老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赵忠贤能够更好地面对科研中遇到的诸多挫折和困难，并始终一往无前地努力奋进。如今，作为科技工作者，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造福人民、服务国家，也期待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他平和坦然地看待各种压力，并借助读书、听音乐、休息、看照片等方法解决压力。他认为：“有压力要比没有压力好，但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必须缓解，不要一直顶着。”

谈及学生培养，赵忠贤也有自己的原则，即坚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要发挥每个人的专长。”他这样说，“我能做的就是点个方向，另外就是在符合每个学生专长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他的能力。而且，我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长起来，关键在于他所承担的责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他责任就是对他最好的培养。”

经过多年来在超导领域孜孜不倦的研究，赵忠贤获得过国家奖、国际奖和民间奖等重大奖项。对于这些奖项，他表示，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因此国家奖对其来说是一种肯定、荣誉和更大的鞭策；马蒂亚斯奖这种国际奖是国际同行对其工作贡献的赞赏和鼓励；而本次获奖，则展现了民间推动科学进步的力量，令他感到非常荣幸，也激励他继续扬帆前行。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3】

超导体作为一种量子材料，其独特的零电阻和完全抗磁性特性，在能源、信息、医疗、交通和电力等领域带来深刻变革，有极大的应用前景。传统的超导材料达到超导状态的转变温度都很低（低于-230摄氏度）。

高温超导材料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超导现象可以存在的温度范围。一方面这为超导材料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也揭示出形成超导现象的物理机制的复杂性。

赵忠贤和陈仙辉在高温超导材料的发现和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高温超导材料主要有两大类：铜氧化物超导体和铁基超导体。

在铜氧化物方面，赵忠贤领导的团队独立发现了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材料。在铁基超导体方面，陈仙辉研究组首先将超导转变温度提高到麦克米兰极限之上，证明铁基超导体确实是非常规的高温超导体，而赵忠贤研究组创造并保持了在块状材料中超导转变温度的纪录。

在提高超导转变温度的同时，赵忠贤和陈仙辉对于高温超导的物理机制作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在过去数十年内推动了高温超导领域的发展。

赵忠贤院士在现场连线中表示，这一奖励不仅仅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我的合作者、我们几代团队和在超导领域从事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和鼓励。特别让我想到了1970年代后期，最早和我一起从事探索高温超导研究的一些同事，他们的那些努力为后来的这些成果奠定了基础。超导的领域，仍然是充满挑战与发现的机会的一个领域，因此我们在超导领域会做得更好，但是这些工作是留给年轻一代去做，我相信他们能够把中国的超导事业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想我要做好“铺路石”，来使得中国的超导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4】

物质科学奖：赵忠贤院士和陈仙辉院士凭借超导成果入选

据介绍，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于 1976 年开始从事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他所发表的论文囊括第 Ⅱ 类超导体的磁通钉扎与临界电流问题、以及非晶态合金的超导电性。1983 年，他开始研究氧化物超导体 BPB 系统及重费米子超导性。1986 年底，他在 Ba-La-Cu-O 的研究中注意到杂质的影响。1987 年，他和团队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度超导体，并首先公布其化学成份 Ba-Y-Cu-O，这推动了领域内的研究。1988 年，赵忠贤率先在 Ti 系氧化物超导体上，获得转变温度在 120K 的超导体。其第二个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一系列 5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了 55K 的纪录。经过长期的积累，赵忠贤在探索新的高温超导体上逐渐发展出一种新思路，即存在多种合作现象的层状四方体系中有可能实现高温超导。2008 年，日本一支团队报道称 LaFeAsO 拥有 26K 的超导电性，赵忠贤认识到其中可能孕育着新的突破。基于 LaFeAs（O,F）压力效应研究，赵忠贤提出用轻稀土元素替代和高温高压的合成方案，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从 26K 提高到 52K，显著超过了 40K 的麦克米兰极限。很快，他又合成 50K 以上的系列铁基超导体，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 55K 最高临界温度纪录。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曾发现富勒烯超导体、铁基超导体和有机超导体等多种体系。他在铁基超导体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比如，首次在铁基超导体（常压下）实现 40 开以上的超导电性，发现相图以及反铁磁与超导电性竞争和共存的证据，发现大同位素效应和磁化率线性温度依赖关系的普适行为。同时，他还在强关联电子体系中发现多自由度相互作用导致的反常行为。此外，陈仙辉还曾利用高温高压技术生长出高质量黑磷单晶，并与其他团队在二维黑磷薄层晶体实现了场效应晶体管。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5】

赵忠贤，1941年1月出生于辽宁新民。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0多年来，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他一直从事超导研究，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6】

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超导热”。在这一波热潮中，赵忠贤带领中科院物理所团队日夜攻克。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造的。比如，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有了自制炉子，赵忠贤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干，夜里不睡觉，困了就靠在桌子上歇歇，有事就起来继续干。“那时候经常就是睡在实验室里，几个月不回家。”赵忠贤说。很快，赵忠贤团队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突破了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从那开始，“赵忠贤”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家荣誉称号赵忠贤事迹【篇7】

这位“北京的赵”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沉下心来，继续在高温超导领域里钻研。经过20多年的沉淀，在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之后，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发现了系列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中国人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2017年，又获得了象征我国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多年前，年轻的赵忠贤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时，中国的超导研究才刚刚起步，高温超导研究更是天方夜谭。今天，年过古稀的赵忠贤已经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中国的高温超导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他，也被大家称为“中国高温超导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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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国际国内多个技术大奖后，赵忠贤对外界得强调得最多的还是：“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这位“北京的赵”爽朗耿直，喜欢挑战，去滑雪，玩漂流。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他还喜欢音乐，觉得音乐、美术是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重要差别。问到最喜欢的音乐作品，赵忠贤的回答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87版《红楼梦》中的曲子。

“赵老师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经常把我们的团队逗得哈哈大笑。”赵忠贤的团队成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董晓莉对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