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一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宣告了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连绵不断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为特征的时代的结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经济社会、城市乡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今天，借本次讲党课的机会，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伟大实践。 公文汇,办公文档之家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中国之所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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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看国内背景。大家知道，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以后，社会主义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左倾路线。特别是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宣告结束，当时中国是一幅什么景象呢？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一是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十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达75％。还有没正式立案审查，但是被错误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多人。

二是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中国长期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是过度集权和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手段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去指挥，组织国民经济活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影响了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经济建设经常出现重大失误和浪费；中央管理部门的权限过于集中，致使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下，而地方和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没有自主权，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分配上盛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文革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三年是负增长。

三是教育、科学遭到严重破坏。大批知识分子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下放农场劳动，学校停课，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交白卷的张铁生也可以上大学，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

四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不升反降。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时间里，全国职工长达20年没有涨过工资，甚至还有所下降。比如，1957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24元，到1976年的时候只有575元，工资反而下降了40多元。物资短缺，有了钱也买不到东西，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比如粮票、布票、肉票等等，农民的生活就更困难、更苦了。

第二，再看国际背景。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当我们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利用新科技的突破大大提高生产水平，经济一片繁荣。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是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

日本的发展就更加令人瞩目。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了7.2倍，到1968年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1955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当时日本只占2.5％，到了1960年，日本就追上我们了）。

与此同时，我们周边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从70年代开始，抓住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经济，经济高速增长，继日本以后成为亚洲新兴的发达经济体，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被外界称为“亚洲的四小龙”。

由此可见，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我们远远落后了。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1.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1977年7月）。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文革”的结束，饱受十年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谁将带领中国摆脱困难，走向振兴呢？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同志反复做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情况下，1977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没有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2.1977年恢复高考——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1977年9月）。

小平同志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教育。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谈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邓小平复出不到一个月，即1977年8月4日至8日，就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小平吩咐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专家学者，当时有33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参加）。专家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有的专家指出：高校招生实行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有的专家提出了恢复高考的方案。专家们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小平同志在座谈会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并强调‘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招生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恢复高考这一特大喜讯一经公布，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青春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大龄青年们，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开始了彻夜苦读。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仅有4.7％。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这一盛况使“洛阳纸贵”，国家竟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印刷试卷，最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邓小平的关心指示下，从这届高考开始，中国的高考制度取消了政治审查，不再像过去那样看考生的家庭出身，只看本人表现。这一决策改变了千百万人一生的命运。

3.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使我国有了发展的生机，然而，消除这场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决非易事。由于长期“左”倾和个人迷信的影响，许多人还受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禁锢，在思想和行动上迈不开步子。这些使得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不解决思想问题就不能勇往直前。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负责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重量级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次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4.中央派谷牧带队考察西欧（1978年5月）。

为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学习他们的发展经验。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出访考察时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了解人家现代化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好的管理经济经验学回来。

考察团看到了什么呢？有两个强烈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没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考察团很多人都是国家部委的部长，有的是地方分管经济的省长，一行30多人，规格很高，都是高级领导，但他们对西方世界孤陋寡闻，也算是开了眼界，经历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了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集装箱，第一次看到了电气化和工业自动化。欧洲经济的现代化、高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马赛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钢铁350万吨，才只有7000名工人，我国鞍钢年产钢铁230万吨，67000名工人。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是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太多。这些国家工人和农民的差距不大，平均每两户就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家庭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但是在中国，当时还有2.5亿的农民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谷牧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所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代表团回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谷牧副总理汇报是在1978年6月30号下午开始的，从下午的三点半一直汇报到晚上的11点多钟，整整8个小时的汇报。很多中央领导听到汇报后都很震撼。

所以，无论是从文革结束后国内面临的困境来看，还是从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来看（起码落后30年），中国都必须改变过去的发展路线，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实现新的政策。

5.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和美国（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

（1）访问日本。1978年10月22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此行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除了会谈会见之外，邓小平还参观了日本的现代企业和高科技设施，与企业负责人和资深经济界人士、技术管理人员接触交谈。邓小平在乘坐日本时速为210公里的新干线高速列车时，日本记者问小平的感受，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著名的日产汽车公司，当邓小平了解到公司每个工人每年能生产汽车94辆，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每个职工只能年产1辆汽车时，他不禁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2）访问新加坡。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新加坡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50万。但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加强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转移到海外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使经济迅速腾飞起来，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我国后来大力吸引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访问美国。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美，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卡特总统设国宴欢迎，在这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美国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学习的。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

6.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78年11月）。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立下生死状，搞起生产大包干。尽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坐牢，但穷极了的小岗农民已经顾不了太多。大包干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小岗村取得大丰收，很快解决了农民长期不能解决的温饱问题。

“大包干”当时得到了部分中央领导的支持，但也有部分领导反对。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二年，中央有关文件还是“不准单干”。一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确立。（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就差不多全部跟上了。其实开始搞，并不踊跃，好多人在看）

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不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乡镇企业及沿海的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比重。）

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1978年12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拉开。

8.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982年）。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这成为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1977年12月10日，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支持下，他一到任就坚定地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随后的几年中，按照党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到1982年底这项工作才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多名错划的右派得到了平反。

9.创建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5月）。

试办出口特区。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中讨论了广东、福建两省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同志的汇报。习仲勋在汇报中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等设想。这个提议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表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因实施特殊灵活的政策，试办出口特区很快就取得显著成绩。考虑到特区应该作为国家一个观察世界经济形势、科学技术、市场供求变化的“窗口”，引进、学习和向内地转移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有益经验。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经济特区创办初期取得的成绩，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念。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10.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4月）。

开放一些沿海城市，是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而采取的对外开放的又一战略决策。1984年4月，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提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这些港口城市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沿海联成一线，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11.开发上海浦东（1990年4月）。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经济特区迎来了大发展，雄踞GDP榜首多年的上海从高位掉了下来。1980年～1990年，上海在GDP榜单上不断下滑，直至跌出前十。上海的掉队源于浦东开发的停滞不前。黄浦江将大上海分割成浦西、浦东。上海人当时有句口头禅：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套房。

在南方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功后，邓小平把目光瞄准了上海。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于1990年4月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

浦东开发启动之后，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中外金融机构纷纷踏上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外商投资逐年增加。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开始奇迹般地崛起，带动了全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浦东由此成为新上海的象征，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12.上海、深圳建立股票交易所（1990年12月）。

1990年，是中国股市的开篇之年，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股票交易所。先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前提下，在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后是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就这样，一个“先生孩子，再拿结婚证”，一个“先领证，再生孩子”，开启了之后中国资本市场恢弘壮阔的30年。1991年，上海证交所共有8只上市股票，25家会员；深圳证交所共有6只上市股票，15家会员。

30年来，中国证券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沪深两市总市值不断实现突破，2000年突破5万亿元，2006年突破10万亿元，2007年接连突破20万亿元、30万亿元关口。截至2020年12月30日，沪深两市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80万亿元。（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宝安集团诞生于1983年7月8日的宝安县）

（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

1.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1992年1月）。

1992年，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质疑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而改革开放的声音微弱。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 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一边看市容，一边听市委书记李灏的汇报，老人家听后很高兴，对深圳的成绩很满意。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同志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1992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及时真实地向中国老百姓讲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全国引起了热议和轰动。长期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全国各地再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2.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基本照搬苏联的体制模式，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过度集权。在经济运行中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商品经济，生产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和积极性、创造性，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上述经济体制的弊端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到了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包括苏联、我国以及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反思了苏联东欧和我国长期实行的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带来的弊端（如片面追求公有制形式单一纯粹的国有制形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决定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加拿大来访客人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当时刚刚搞改革开放，很多人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为了使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和接受，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从而统一了领导层的思想认识，启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1980年1月，邓小平又明确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中央在1984年10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鲜明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为全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念，邓小平又在1987年提出了应放弃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到了1990年底，针对党内一些人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邓小平斩钉截铁的指出：“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新经济体制。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摸索前行、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结果。它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傻子瓜子事件可看出当时社会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偏见和不容忍：

80年代，即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这件事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说：“不能动，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卖的瓜子味道香，个儿大，分量足，利薄得很，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1年11月）。

由于美国等少数国家漫天要价，无理阻挠。中国入世谈判经历了漫长的15年，这在世界谈判史上也罕见的。

15年中，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双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经过艰苦谈判，美欧等发达国家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WTO成员就中国加入WTO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也标志着中国在经过了15年的歧视待遇之后，终于有了享受与其他世贸成员同等待遇的权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对世界经济的促进，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中国原先不是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化体系的一部分，改革开放搞了二十年，中国仍然是局外者。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讲，中国过去的20年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的对外开放，在体制上并没有和世界经济接轨。加入WTO后，这种对外开放转变成市场主导型的、体制性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我们进入了新的开放时代。

（三）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阶段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

1.中央出台了系列改革措施。2013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任组长，并出台了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改革措施。比如，全面开放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推进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并将之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行“八项规定”，推进公务用车改革等等。

2.进一步扩大开发，推进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从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到2020年，我国已分6批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自贸区建设构建起“东中西协调、南北兼顾、江海陆边联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自贸区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内外资的投资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2015年4月28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成立。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离京视察第一站就到前海，而且总书记每年来深圳视察都到前海，可见中央对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高度重视。（自贸区内优惠政策：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在自贸区内可以免税，还可以吸引外资自由设厂，发展出口加工企业，允许和鼓励外资设立大的商业企业、金融机构等。比如，前海自贸区就吸引了汇丰集团、恒生银行、东亚银行、港交所、新世界等一大批知名港企。）

3.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发展城市群，可以促进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城市群，比如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德国的莱茵—鲁尔城市群、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形成了经济紧密联系、产业分工合作、城市规划与社会生活互相影响的共同体。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推动城市群发展，目前已形成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为支点的改革开放新发展格局。

（1）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2）构建京津冀“首都经济圈”。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通过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3）推进长在角区域一体化发展。2019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纲要提出，要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构建长三角“一核九带”的一体化发展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40多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而我国正是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其广度深度难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今年6月10日西班牙《先锋报》一篇《应该害怕中国吗》的社论指出：西方面临着比马克思主义更可怕的东西—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取得了大多数国家用几个世纪才实现的成就。40年多来，在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1.经济总量变化。过去：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全球排名第十五位，人均GDP更是全球倒数第二。

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断追赶，2005年，中国GDP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00年，日本的GDP还是中国的4倍多。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中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正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钢铁产量：自1996年钢产量突破1亿吨开始，中国已经连续25年保持世界钢产量第一。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钢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以上。制造业：从2010年至今，中国连续十一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铁路里程：1978年，我国的铁路里程仅5.17万公里；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此外，在汽车产量、手机产量、贸易总额、互联网用户等方面或者领域是排在世界第一位的。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凭借制度优势成为了全球最先遏制住疫情的国家之一，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中国的高精尖科技逐渐崭露头角，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逆袭。

（1）5G领跑世界

华为的5G技术领跑世界。当流量社会到来，网速就是效率。数秒钟完成一部高清大片的下载，直播更是“分分秒秒无卡顿”。预测是到2025年中国5G用户数量有望达到亿级规模。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已覆盖全国317座城市，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广泛应用。18颗卫星的发射，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到2020年将形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3）国产大飞机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型客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圆满实现首飞！作为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150座级干线客机，C919不仅攻克了10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还使我国掌握了民机产业5大类、20个专业、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C919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客机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是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4）超级计算机

2017年6月19日，基于国产众核处理器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12.5亿亿次的峰值计算能力以及每秒9.3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再次斩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名榜单TOP500第一名。本次夺冠也实现了我国国产超算系统在世界超级计算机冠军宝座的首次三连冠，国产芯片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光芒。

（5）“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2021年5月15日早上8点20左右，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火星车祝融号确认着陆在火星表面。这是中国火星探测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国成为美国、俄罗斯以外，第三个实现登陆红色星球的国家。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也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

同时，改革开放后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企业：

2020年8月10日《财富》杂志发布了2020《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创新高，为133家，其中中国大陆（含香港）公司数量为124家，首次超过美国。美国企业今年上榜121家。排名前五的，中国占了3席（中石化排名第二，国家电网排名第三，中石油排名第四），华为排名第49。

《财富》杂志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规模和大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是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发展壮大的结果。自1995年《财富》发布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以来，这个榜单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数量如此迅速地增长。

40多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数不清的第一次。我们国家走过来一段极不平凡的岁月，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要牢记今天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大好局面历尽千辛，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我们一定要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