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就是一种读书、实践后的所思所感，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总结经验的方式，它有助于我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学习与工作方式，从而让自己的内在得以提升。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呢？这次漂亮的小编为亲带来了5篇《学习刑法心得体会》，如果能帮助到亲，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公文汇,办公文档之家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篇一
内容提要： 治理理念、互动理念和谦抑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基本理念，分别是对统治理念、专治理念和扩张理念的超越。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要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理念贯彻到犯罪控制当中。其中，治理理念的贯彻主要表现在立法控制上，需要针对少数民族犯罪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互动理念主要表现在司法控制上，需要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谦抑理念主要表现在社会控制上，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良习惯法资源和民间自治组织在犯罪控制上的积极作用。
稿子汇,范文学习文库
基于对多年与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我国提出了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广泛探讨。有学者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原有的模式，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控制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方式，体现了我国在防控犯罪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在我们看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要表现为在犯罪控制的基本理念上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由统治理念转向了治理理念；二是由专治理念转向了互动理念；三是由扩张理念转向了谦抑理念。因而，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施行，不仅意味着刑法立法和刑法运行面临着重大改变，而且为我国少数民族犯罪的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公文汇,办公文档之家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少数民族犯罪的立法控制—以治理理念为视角
公文汇 www.gongwenhui.com
进入21世纪，治理（governance）一词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术语从西方传入我国，先后在我国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相继确立。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government)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3]本文借用了“治理”这一概念，但在具体内涵上又有所不同。首先，本文所说的“治理”与“统治”都是相对于犯罪控制而言的；其次，“治理”与“统治”不仅就主体而言，更重要的在于目标。因而，所谓治理理念，是指以刑事冲突的最终解决为目标的犯罪控制理念；而统治理念则是以刑事冲突的平息为目标的犯罪控制理念。 稿子汇 www.gaozihui.com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之前，我国施行的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在表述上“惩办”在前，“宽大”在后，表明其重心在“惩办”。具体到实际内容，就是更多地强调犯罪化、重刑化和监禁化；在司法倾向上采取的是“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和“可判可不判的判”[4]。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一刑事政策实施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态势，我国又制定了“严打”刑事政策，作为其“惩办”一面的重要表现。但“严打”刑事政策的施行，使得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之“宽大”一面被完全遮蔽，刑法几乎成为了控制犯罪的唯一手段，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得到了明显的张扬，整个刑事政策所关注的重点是对犯罪的压制，而非冲突的终局性解决，统治理念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不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表述上“宽”在前，“严”在后，强调“宽严相济”。这种表述方式表明其重心在“宽”上。根据我国学者的解释，宽严相济之“宽”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指刑罚的轻缓，包括该轻而轻和该重而轻两种情况。[5]这也表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点是“宽”，而不是“严”，其基本价值在于“以宽济严”[6]。具体到实际内容，就是更多地强调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因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表明社会治理者认识到了对犯罪仅仅采取压制方法的局限性，强调刑事冲突的最终解决，意味着对以往具有压制性的统治理念的扬弃，追求的无疑是强调冲突终局性解决的治理理念，要求从刑法立法上进行非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有了针对少数民族犯罪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的法律根据和刑事政策依据，这就是1979年《刑法》第80条的规定和“两少一宽”刑事政策。1979年《刑法》第8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1997年《刑法》延续了这一规定。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少数民族犯罪的刑法控制除了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外，还应当包括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1984年，针对“严打”刑事政策可能出现不符合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的情况，党中央发出了“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指示，这就是“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是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而针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施行的一项刑事政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这一刑事政策只是在司法中对处理少数民族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始终没有在刑法立法上体现出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能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以追求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为目标。就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法文化传统，对刑法作出非罪化或者刑罚轻缓化的变通或补充。
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是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从其作用方向与国家刑法的关系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国家刑法在作用方向上基本一致的习惯法，即习惯法上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也是国家刑法上规定的犯罪，只不过在处罚方式与程度上与国家刑法之间存在差别。其范围主要包括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殴斗伤害、偷盗、强奸、损坏财产、违反公共利益、抢劫、拐带等传统犯罪及其处罚。另一类是与国家刑法在作用方向上不一致的习惯法，即国家刑法规定为犯罪而习惯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国家刑法不认为是犯罪而习惯法规定为犯罪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婚姻家庭、精神信仰以及生产生活领域。据此，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的制定，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刑法》第232条变通规定为“故意杀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将《刑法》第233条变通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管制。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三是在《刑法》第234条第2款后增加一款补充规定：“犯第一款罪，致人终身残疾或者死亡，能够供养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四是在《刑法》第264条中增加一款补充规定：“凡盗窃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五是将《刑法》第236条第2款补充规定为：“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由于事实婚姻而导致奸淫幼女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六是将《刑法》第237条第1款变通规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将第2款变通规定为：“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七是将《刑法》258条补充规定为：“多次重婚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款）“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第3款）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赔偿为处罚方式的习惯法传统，也有利于国家刑法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规范化诱导。
根据《刑法》第90条规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只能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其制定只能以自治地方为单位，在命名上可以采取“决定”的形式，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关于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的决定》。同时，根据《刑法》第90条规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是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的，因而只适用于发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同一民族或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的犯罪，即被告人与被害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或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例如，发生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以内的藏族之间的且属于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所规定的犯罪，就可以适用相应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发生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以内的蒙古族与藏族之间的且属于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所规定的犯罪，就可以适用相应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因为在该州，蒙古族和藏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如都信仰藏传佛教）。相反，即使发生在同一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县，但如果被告人与被害人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者不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则不适用。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以互动理念为视角
本文所说的互动理念，是与专治理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专治理念下，犯罪控制的手段主要表现为刑法，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往往不受重视。在这种理念下，刑法的作用被推崇备至，可谓实现了形式上的至上性。但由于我国当前的刑事法体系主要还是一种全面移植的结果，其面对的背景主要仍然是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和汉族社会。[7]因而在专治理念下，刑法的运作在很大程上依赖于国家的直接强制。与此不同，互动理念强调刑法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在控制犯罪中的互动关系。在该理念下，对刑法之外的犯罪控制手段留下了较大空间，犯罪被控制的状态是刑法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这种理念下刑法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的普遍遵守，而非国家强制机构的直接强制。
虽然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方针，但近几十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所谓的“综合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纸面上的法”，而非“行动中的法”。由于受“惩办”重心的影响，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犯罪化、重刑化和监禁化，表现在司法理念上，就是一种专治理念，即凡是犯罪问题都必须由国家刑法来控制。不仅如此，在这一刑事政策指导下，重刑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被发挥到了极致，刑法之外的治理方法从意志上被排除于犯罪治理方法之外，致使刑法在犯罪控制上的专治性暴露无遗。与此不同，由于受“从宽”重心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其中，非犯罪化是其重要内容。由于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显得比较机械，因而非犯罪化主要表现在司法上。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还是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并不意味着将被非犯罪化的行为放任不管，而只是不对其进行刑罚制裁。由此可见，非犯罪化给刑法之外的社会控制手段留下了较大空间，要求在犯罪的控制上，实现刑法与刑法之外的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互动。因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在犯罪控制理念上实现了从以往的专治理念转向了互动理念。
我国学者指出，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需要各种习惯惯例才能起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法律往往只是对社会生活中通行的习惯惯例的确认、总结、概括或升华。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贯彻；但实际上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似的规定。“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而且，“任何制度性法律都不可能完整地处理一切纠纷，都必然会有缺憾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法律制度具有总体上的合理性。[8]因而，在我国少数民族犯罪控制中，仅仅强调国家刑法的作用，甚至认为刑法是唯一正确的控制手段的思维模式只能使刑法距离少数民族社会的习惯法实践越来越远，进而，刑法的合法性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少数民族犯罪治理中，必须强调国家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
“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对于极为稀罕的行为，即使较为严重，也没有必要规定为犯罪。[9]因而，针对一些不多见的基于特殊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犯罪行为，就没有必要制定和修改刑法，这也是刑法的效益性和统一性所决定的。另外，刑法具有原则性，即刑法只能以一般人为标准设立犯罪，不可能照顾到社会中的“极端者”。因而，所谓非犯罪化主要是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这也就决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追求的互动理念主要在司法中发挥作用，要求建立刑罚法规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控制犯罪上的互动机制。
就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所谓刑罚法规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治理犯罪上的互动，主要是指国家刑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是国家刑法之外控制犯罪的主要社会规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毫不夸张地说，还成为了国家刑法的替代性规范。因而，探寻国家刑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这一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和解与我国少数民族法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暗合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不仅符合刑事法治的发展趋势，而且可以有效利用少数民族优良法文化资源，为国家刑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有效互动提供了平台。
和解是我国少数民族法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调解来解决刑事冲突构成了其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其中最为典型的如“赔命价”习惯法。“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赔命价”又称作“偿付杀人命价”，是指发生杀人伤害案件后，由原部落头人及其子弟、宗教人士出面调解，由被告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相当数额的金钱和财物，从而达到平息诉讼和免除刑罚处罚的方法。[10]“赔命价”习惯法的基本要求是：当发生杀人案件后，经被害人家属与加害人及其家属之间协商，或经宗教人士或者部落头人调解，加害人及其家属赔偿被害人家属相当数额的金钱或财物后，被害人家属不再追究，也不要求国家司法机关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藏族是实行“赔命价”习惯法的主体民族。在藏区，“赔命价”习惯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相关规定。据调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自1986年至1989年四年间，就先后发生了18起索命价的事件，命价低的六七千元，高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涉及的地区很广，有的跨县，有的跨州，有的跨省。[11]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曾就“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在执法中遇到的特殊情况”对时任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济民同志进行了访谈。张济民同志在谈到对杀人案件和伤害案件的处理时说，对于杀人和伤害案件，“除政法机关主动办理者外，一般很少诉讼至司法机关，习惯于采取‘赔命价’、‘赔血价’的办法私下处理”。这种沿袭旧制，索要“命价”的做法，在藏族牧区还很盛行。“你判你的，我赔我的。甚至说：‘政法机关对被告人如何判，与我们无关，命价是绝对不能不赔的。’”[12]在藏区，以“赔命价”为基础，还引伸出了“赔血价”、“赔奸价”、“赔盗价”等。[13]
2008年8月，我们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调研时，就“赔命价”习惯法在当地的运行情况对该院主管审判工作的副院长进行了访谈。在谈到“赔命价”习惯法在解决刑事冲突中的作用时，该副院长表示：在黄南地区，运用“赔命价”习惯法解决刑事冲突的情况相当普遍。在谈到“赔命价”习惯法会不会导致司法腐败问题时，该副院长表示：在其他地区（指汉族地区），刑事和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但在藏区，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主持调解者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部落头人和宗教人士，而这些人一般都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在藏传佛教的制约下，腐败的情况就很难发生。在谈到“赔命价”习惯法的积极意义时，该副院长表示：“赔命价”习惯法对构建藏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刑事冲突能够在民间得到较好的解决，则无疑有利于节省司法成本。而且，该副院长对运用“赔命价”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过程中调解者的调解术深表赞赏。
除了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的“赔命价”习惯法中蕴含着和解精神之外，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也大多以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重要机制。如壮族对违反习惯法行为的处理，大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一般由寨老、都老、乡老从中调解或裁决进行处理；瑶族凡发生争端时，必须按照习惯法请石碑头人或瑶老进行调停处理，然后再判决；苗族凡发生刑事案件后，经过几次调解，若双方仍互不相让，理师就可以作出判决；景颇族的内部纠纷，首先由各姓的长老调停处理，如不能解决时要报告寨头，由寨头出面请山官、各姓长老以及寨中的老人共同调处；白族习惯法规定同村各家族间或各村之间的纠纷由伙头来调解；等等。[14]
由上可见，我国少数民族普遍重视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运用，其习惯法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解精神。化干戈为玉帛，防止族人间及各家族间细故酿成大案，调处是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准法律制度”，[15]其社会作用归根结底是使既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固。调解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实现对犯罪人的惩罚，而是如何能使被害人及其家属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得以彻底解决，恢复被害人及其家属已受到的损失，而这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要求。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和解传统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撑，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刑法与民族习惯之间的良性互动无疑提供了有效途径，而这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互动理念的必然要求。
虽然刑事和解是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解决刑事冲突的重要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机制是民间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国家刑法的漠视乃至无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其发展，仍然不利于国家刑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不利于民众对刑法规范的认同。因而，对刑事和解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应当进行合理架构。我们认为，无论刑事和解如何有利于解决刑事冲突，都始终离不开刑事诉讼的支撑。因为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特别是存在暴力侵害的社会冲突，唯有通过国家暴力强制，从而唯有通过诉讼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正是诉讼及其暴力强制的威胁力促成了冲突主体对非诉讼手段的选择。[16]试想：如果没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刑事诉讼，整个社会恐怕会立即陷入霍布斯所描绘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更遑论依靠刑事和解来解决刑事冲突了。因而，刑事和解并不能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更不应当成为刑事诉讼的替代品。所谓刑事和解，只能是一种诉讼内的和解，只能够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运行。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以谦抑理念为视角
谦抑理念是与扩张理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与刑法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所谓谦抑理念，是指在犯罪控制上，刑法是紧缩的，只有当其他犯罪控制手段不能够控制犯罪时，才有可能发动刑法。相反，扩张理念是指在犯罪控制上刑法是扩张性的，在这种理念下，刑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
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当下的政治目标之一。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表现在犯罪控制上，刑法只是控制犯罪的诸多手段之一，而且是不得已的手段。在此，“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还不如说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17]刑法的谦抑性应当得到充分张扬。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因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理念基础应当是刑法的谦抑性，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有效贯彻刑法的谦抑性价值理念。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18]这即刑法的谦抑性。由此可见，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味着应当努力挖掘其他社会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积极作用，而将刑法视为控制犯罪的最后一道手段。就少数民族犯罪控制而言，必须改变以往以国家刑法企图压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做法，应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法文化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积极作用。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社会分为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两种结构形态。指出：在社会的机械形态中，每个社会群体与其他所有社会都相对分离，它们的基础是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做同样的工作，怀有同样的价值观，社会团结建立在社会成员一致性的基础上。在有机社会形态中，在高度组织化的劳动分工下，社会的不同部分相互依存。社会团结不再建立在个人一致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各个部分功能差异的基础之上。[19]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对刑法的要求不同。在社会的机械形态中，因为道德、宗教、法律等社会规范间的界线较为模糊，往往是混同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分工，因而刑法的实质合理性始终占上风，犯罪的刑法控制往往被社会控制所遮蔽。在社会的有机形态中，道德、宗教、法律等社会规范之间的界线较为清楚，不同的社会规范有各自不同的分工，犯罪的刑法控制具有独立性，因而刑法的形式合理性始终占上风，并对实质合理性构成了制约。按照迪尔凯姆对社会结构形态的划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无疑属于机械的社会结构形态。因为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各民族大多生活在各自的文化中，每一个民族都基本上怀有相同的价值观，社会团结是建立在对各自文化的一致认同的基础上的，社会分工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在这种社会，犯罪控制手段的实质合理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与社会的机械形态相适应，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有独特的控制犯罪的社会规范。而且，民族习惯法对不同的犯罪也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方法。多年来，这些社会规范对控制民族地区的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而我们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犯罪实行社会控制，在不违背国家现代刑法基本理念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是对利用刑法控制犯罪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而，应当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使其在控制犯罪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积极作用，这也正是刑法谦抑性价值理念的体现。
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20]其实，梁先生这里所指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就汉族而言的。事实上，我国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宗教，[21]宗教生活在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而使得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宗教性，是各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也就决定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不仅仅是功能性的，而且还表达着某种意义，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信仰。因而，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习惯法对社会生活的规制作用远远超过国家法，少数民族法文化在少数民族犯罪控制中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为此，应当合理利用少数民族法文化，使其在少数民族犯罪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是将其一概视为落后的东西并予以破除或压制，这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谦抑理念的基本要求。
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形式的机械性和宗教性相适应，存在着独特而丰富的用于控制犯罪的资源，主要包括民族习惯法和民间组织两种。一如前述，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当中，刑事习惯法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大部分刑事习惯法或多或少与刑事法治的发展具有相契合之处，剔除其中的不良成分，[22]完全可以为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建设所用。例如，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的“赔命价”习惯法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生死是可以轮回的，人死了还可以再生，因而即使被判处死刑，也并不是最严重的惩罚，只有赔了命价，被害人的亲属才会感到消除了愤恨，从此就前嫌尽释，重归于好。[23]“赔命价”习惯法在强调限制死刑的适用、刑事被害人赔偿、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等方面，是符合刑事法治的发展趋势的。因而，在青藏高原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充分利用“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法治发展相契合之处，对该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大有裨益。
我国少数民族基于自身独特的风俗和文化，形成了大量拥有自治传统的民间组织。例如，壮族普遍奉行寨老制，瑶族有石碑制和瑶老制，彝族有家支制度等。这些组织不但是民族习惯法的可能产出者，而且对于民族习惯法的权威树立和实践运行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和维持与这些组织、团体的力量密不可分。因为这些组织都具备集体决策机制，即当遇到重大事故或抉择不定问题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一种“成员大会”的形式，进行集体协商，而且既有民主性，也有集中性。[24]这也是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间仍然保持完好的重要原因，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满足个人需要、培养社会角色以及传递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为少数民族犯罪的社会控制提供了重要的本土资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充分利用这些自治组织，使其在犯罪控制上发挥重要作用。下面，以我国西北地区部分回族聚居区的重婚问题的解决为例，对民间组织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作进一步分析。
我国刑法在婚姻问题上坚持的是一夫一妻制原则，禁止重婚。而且，依据《刑法》第258条规定，重婚罪属于非亲告罪。这意味着，重婚现象发生后，国家司法机关具有主动追诉的权力。但我们调查发现，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回族聚居区，重婚问题较为严重。而且凡是重婚的，只要当事人不提出要求，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追究。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因为在民族习惯法面前国家刑法完全显得无能为力，而是司法人员基于个人的功利心。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重婚问题只是对国家的一夫一妻制这一抽象的原则性制度构成了威胁，并未损害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的主动追究似乎不但保护不了他人的利益，反而被认为是对他人（重婚者）利益的侵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作为“食人间烟火”司法人员当然不会主动去干了。我们在西北地区部分回族聚居区的司法机关的调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法治建设已成为基本共识的我国当前情况下，如何解决该地区的重婚问题，显得极具现实意义。
该地区的重婚问题之所以严重，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实质上是对伊斯兰法中的婚姻制度误解的结果。《古兰经》规定了一夫一妻和有条件的一夫多妻制。但从一夫多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主要是为了解决诸如战争等所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女子过多的社会矛盾。同时，依据《古兰经》规定，男方必须做到能公平对待每一位妻子，做到一视同仁。然而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部分回族聚居区，根本不存在《古兰经》上所说的诸如由于战争等原因而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背景；我们调查也发现，该地区所谓的一夫多妻，大多数只是男方拥有金钱的象征，《古兰经》中所规定的“一视同仁”徒具形式，根本没有对男方构成有效制约。
由于受集体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意识在很大上获得了宗教的支撑）的强烈影响，采取强行适用国家刑法来解决重婚问题，显然会提高刑法的成本，而且不见得很有效，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我国西北地区部分回族聚居区的重婚问题因伊斯兰教而起，还得从伊斯兰教出发寻求有效的解决机制。具体而言，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回族宗教人士（如阿訇）和宗教组织（如清真寺）依据《古兰经》的相关规定和国家法律对重婚现象的违法性进行大力宣传，使得广大民众从观念上认识到重婚不仅是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且也是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所禁止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刑法的适用扫清观念障碍。
四、结语：在我国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突破口
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理念性存在，因而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任重而道远。在法治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的今天，像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一样，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是不可行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味着对现有法律制度（特别是刑法制度）的改革。而且历史证明，制度变革必须以观念为先导。因而，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基本观念，并在此基本观念支撑下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有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显得至关重要。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观念先行。要求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基本理念转化为人们的基本观念。这种转化过程不应当是一个强制推行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求少数民族法文化支持的过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不但应当成为一般民众的基本观念，而且首先应当成为司法人员的基本观念。其次，制度跟上。要求在立法和司法制度上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落实。这种落实的过程也不应当是一个强制推行的过程，而是从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充分利用民族习惯法和民间自治性组织等方面出发，从犯罪控制的整体要求上寻求国家刑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合作的过程。
[1]姜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价值边界》，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后，对其如何定位，在我国刑事法学界引起了争议。起初，很多学者认为属于刑事司法政策；后来，有学者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指导刑事司法，还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执行，因而属于基本刑事政策。参见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刘仁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
[3]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5]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6]刘仁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研究》，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
[7]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28、27页。
[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10]张济民：《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329 -330页。
[11]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188-199，257页。
[12]同前引[10]。
[13]张济民：《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50页。
[14]同前引[11]。
[15]王学辉：《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16]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2页。
[18]〔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有斐阁1972年版，第47页。
[19][美]乔治·B·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方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2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1]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信仰宗教的基本情况，参见吴宗金等：《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3页。
[22]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刑事习惯法中还保留着一部分残酷的刑罚方法，如肉刑、残酷的死刑、驱逐等，这些刑罚方法与刑罚人道主义相悖，首先应当被剔除。另外，一些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刑事规范也应当被剔除，如通奸入罪、基于封建迷信杀伤人等也应当被剔除。
实习鉴定意见的评语 篇二
1.该实习生同志谦虚谨慎，勤奋好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大学所学的课堂知识能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指导，对于别人提出的工作建议，可以虚心听取。表现出较强的求知欲，并能够仔细观察、切身体验、**思考、综合分析，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2. xx同学待人诚恳，作风朴实。该学生严格遵守我单位的各项规章**，实习期间，未曾出现过无故缺勤，迟到早退现象，并能与单位同事和睦相处，交流融洽，善于取长补短，虚心好学，注重团队合作。
3. xx能遵守本厂的规章**，刻苦耐劳工作用心，表现优秀。该生在实习期间，能自觉遵守各项规章**。结合实际虚心学习。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期望该生能在工作中不断努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为今后走出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4.单位同事和睦相处，交流融洽，善于取长补短，虚心好学，注重团队合作。
5.该生在我xx部实习期间，表现相当好，工作认真负责，受到我部师傅的表扬。
6.该实习生在实习期间，表现出强烈的敬业精神，有深厚的专业思想和良好的师德。实习态度极其认真，工作积极细心踏实，能虚心理解指导，较好地掌握运用管理方法与技巧。乐意协助导师掌控班级辅导学生，并吸收管理及辅导经验。和学生指导教师有良好互动。善于发掘学生优点，全身心投入班级管理和实习工作当中。能较快地熟悉班情，**妥善处理班级日常事物。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异常注意了解学生的个别教育，深受学生喜爱。被师生一致认为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实习班**。
7.端正心态，不断反思自己，注重个人成长，能有效改善自己的工作方式，从而在工作中收到良好效果。
8.该同学在实习期间担任副队长职务，除了教学任务外还与队长共同配合处理实习队其他的相关事项，时刻关心实习队的整体情况并且表现积极积极在教学任务方面从备课、讲课、课后反思、说课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9.该员工娇憨可爱，性情纯朴。有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潜力，可塑性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青年。
10. xx待人诚恳，作风朴实。该学生严格遵守我单位的各项规章**，实习期间，未曾出现过无故缺勤，迟到早退现象，并能与单位同事和睦相处，交流融洽，善于取长补短，虚心好学，注重团队合作。
11. xxx同学近一年来，工作主动，踏实，肯干，和教师同事关系处理的很好，耐心学习不断的努力工作，以提高技术的自身，受到大家好评，望今后发扬成绩。
12. xx谦虚谨慎，勤奋好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学校所学的课堂知识能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认真听取老同志的指导，对于别人提出的工作建议，并能够仔细观察、切身体验、**思考、综合分析，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13.该员工工作努力，成果显著，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跟同事相处融洽，且上班的纪律很好，值得各位同事学习。
14.该学生练习时期工作仔细，勤劳勤学，踏实肯干，在练习判定练习时期勤劳仔细，有很强的顺应本事和创新意识，能够使用所学的知识迅速投入到实际的盘算机使用程序编写当中，并能够联合自我的特点发挥上风弥补不足，在练习历程当中迅速的发展起来，不仅仅历练了本身，能够将在学校所学的知识灵活使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去，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15. xx同学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有创造性建设性地**开展工作的思维；具有必须的'开拓和创新精神，理解新事物较快，涉猎面较宽，在工程计算领域不断地探索，有自我的思路和设想。能够做到服从指挥，认真敬业，工作职责心强，工作效率高，执行公司指令坚决。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篇三
(一)政治学习
在政治上全局干警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始终，"全局干警在开展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活动中，每个阶段都认真学，仔细地记，段段有学习笔记、学习心得。人平均记政治学习笔记2万余字。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心得体会文章3篇。
(二)业务学习
全局干警组织学习了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赔偿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法律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除此之外，还参加了分院统一举办的学习培训。大家以学习促工作，以工作检查学习，人均记业务学习笔记在2万字左右，同时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心得2篇。
二、查办贪污贿赂案文秘站网件的基本信况和存在的问题
新年伊始，院里召开了全院干警大会，确定了院里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因我院被省院评为C类检察院，为此要求反贪污贿赂检察局工作要有新发展，特别是在办理案件上要有新突破，反贪立案数定为3，其中大案一件。我局按照上级院和院党组的要求，制定了二0__年反贪污贿赂检察局和个人工作规划，确定了工作目标。重点查办在木材流通领域、基本建设领域、土地管理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深入查办在国有企业发生的贪污、挪用公款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案件。
在查办案件中，全体干警节假口不休总，起早贪晚，废寝忘食，有的同志带病坚持工作。截止至今，立案1件3人，已移送部门。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开辟案源依赖群众举报，在涉案信息上视野过窄。二是干警的业务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今后要认真总结经验，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增强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加大办案力度，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开创林区反贪污贿赂工作新局面，为林区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
三、开展了"学优"活动
按照院的要求，制定了如何创建"学习优、业务优、能力优型"科室、个人工作规划，并在工作中实施。
1、积极参加了院里组织的政治业务学刀和各项会议，并坚持自学。听取了林区分院检察会议精神和总局政法会议精神，学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检察业务知识，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学习、去工作。
2、开展了调研工作，撰写论文5篇，上网论文3篇。
3、按照林区分院反贪污贿赂工作综合考评办法的要求，认真完成了报表、材料的呈报等各项工作。因在管辖区内没有发现大案，没能完成大案指标，考评分数减5分；其他各项考评内容都按要求完成。我局去年被集体授予分院的先进集体称号，加2分，故综合考评成绩为97分。
4、开展了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活动；写心得体会6篇。
5、全局干警参加了由总局政法委和林区局政法委组织的公、检、法、司四机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考试，取得了好成绩。、
四、下一步工作目标。
1、加大办案力度，扩大线索收集面。争取多发现线索，加大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
2、下一年度案件初查、立案终结率达到100。保证案件质量，按法律程序办案。
3、加强学习强素质，提高侦查水平和工作能力。精通财会技能和电脑技能。年记学习笔记人均不少于二万字，撰写1一2篇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的调研文章。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篇四
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 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注：（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学者们认为， 自由刑是作为死刑与身体刑的代替刑走向刑罚体系宝座的。在以死刑与身体刑为中心的社会里，定罪与量刑的特点是罪刑擅断、刑罚残酷与刑罚适用不平等，刑罚目的是威慑社会，因此，滥施刑罚现象极为严重。恩格斯曾对血腥残酷的《加洛林纳法典》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在中国，先有黥、劓、fèi＠①、宫、大辟等旧五刑，后有笞、杖、徒、流、死等新五刑。文艺复兴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渐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从而要求限制或废除死刑、废除身体刑，并提出了刑罚人道、罪刑相当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刑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且迅速成为刑罚体系的主角。
自由刑具有可分性、伸缩性、隔离性等特点，因此，自由刑曾被予以很高的评价。报应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隔离性，能够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具有可分性，能够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刑法公正性。功利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伸缩性、可分性，能够实现刑罚的矫正目的，认为封闭性的监狱是一个矫正罪犯的好地方。罪犯在社会化过程中失败后-即在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失败后，需要接受强制再社会化以使其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监狱是一个使罪犯再社会化的好地方。（注：房传珏著：《现代观护制度之理论与实践》，台湾帝成打字印刷行1977年版，第1页。）然而现实却是， 罪犯在服刑期间出现社会化迟滞问题及监狱化问题。
罪犯被投入监狱后，需要同时进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一方面，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罪犯需要进行社会化，以使罪犯自身跟得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罪犯同时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即罪犯被迫重新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以弥补原来的社会化不足。监禁刑是一种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监禁刑的执行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通过监狱执行刑罚，惩罚罪犯，向社会昭示违法犯罪的后果，同时，监禁刑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恶从善不再危害社会。但是，监禁刑的执行势必影响罪犯的社会化。罪犯被判处徒刑，隔离于社会，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罪犯社会化速度迟滞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劣于社会其他成员，从而表现出“监狱化”的特征。
所谓“监狱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描述监狱使人异化的概念。按他的解释，监狱化是指罪犯对监狱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三是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由于罪犯监狱化的过程主要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过程，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是一种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化的过程。（注：参见王平：《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有学者从罪犯释放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注：（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极力倡导监外劳动。他们认为，监外劳动可以使罪犯吸取更多的新鲜空气，有更大的活动天地，心情开朗，避免监内劳动造成的心神抑郁沉闷之弊。监外劳动可以为罪犯在监内生活和监外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过渡地带，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不致回归社会后无所适从。（注：参见何鹏等编：《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7页。）美国学者巴特勒斯曾经指出：（监狱行刑对罪犯）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以使罪犯恢复与社会、家庭的联系。（注：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事实上，行刑社会化正是在人们重新审视刑罚与行刑效率之后产生的全新刑罚思想。由于行刑社会化更符合刑罚与行刑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完全是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
二、行刑社会化：改革开放时代监狱行刑新课题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政治决策中最浓重的一笔，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它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给监狱行刑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监狱行刑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而只有外在压力没有罪犯内在的改造动力便不能达到罪犯改造的目的。因此，改造罪犯必须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使罪犯由“要我改造”变为“我要改造”。为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我国的狱政管理政策在坚持他律性管理的前提下，突出了自律性管理。他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强制方式，迫使罪犯逐步放弃恶习并改变思想，从而促使其养成好的习惯，塑造新的人格，重新做人。自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激励罪犯改造动机，从而促使罪犯改恶从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用以激励罪犯改造的主要是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68条规定：“犯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根据不同表现，给予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等奖励。”在上述奖励措施中，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是行政奖励措施；减刑与假释是刑事奖励措施。上述罪犯改造激励措施产生于计划经济社会，是与计划经济社会的监狱管理相适应的，是与计划经济社会中罪犯的需要结构相适应的。在过去，上述措施能有力地激发罪犯改造的动机。在建国后30多年里，我国不但将大批战犯、反革命分子改造为新人，而且改造了一大批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罪犯改造激励手段显得力不从心，激励效果开始下降，不再能够有力地激励罪犯改造了。虽然减刑、假释仍保持着强有力的激励效果，甚至激励力度更大，但由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激励力度下降，致使整个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罪犯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变化-追求自由的需要，包括尽早离开监狱和扩大监狱内活动空间的需要，成了罪犯最突出的需要。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曾组织过一次6000名罪犯的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反映情况的真实性，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调查对象合理分布。他们对从事工业生产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刑期长的和刑期短的、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在押犯按比例抽样调查；二是答卷不记名。问卷调查设计了十项内容：争取减刑、干部公正、家庭、时事政治、身体健康、百分考核、改善生活、子女、电视电影、三课学习。调查的结果是：有55.55％的罪犯把争取减刑列为第一关注目标。（注：参见刘声祥：《从罪犯最关心的问题引出的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1996年第6期。）这就是说， 罪犯追求的自由需要在罪犯的需要结构中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虽然罪犯追求自由的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也较突出，但远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前，很多罪犯是希望狱内生活好一点、影视多一点、劳动轻松一点，并且这种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罪犯追求自由需要的突出，在罪犯需要结构中的升位，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人自由价值升位在狱内的反映。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础，个人自由的价值空前突现出来。
要改变罪犯改造激励手段系统的低效状态，必须从关心罪犯希望自由的需要出发，增加一些能够满足罪犯想获得更大自由的需要的奖励措施。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变迁给罪犯改造带来的新特点，1991年10月司法部监狱局出台了《对犯罪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修改稿）》首次正式肯定了分级处遇制，并将分级处遇制推向全国。分级处遇制实质是逐级扩大罪犯自由以激励罪犯改造。鉴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激励力度衰弱，很多监狱借助百分考核，将表扬、物质奖励、记功与减刑、假释联结起来，借以提高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的力度。此外，《监狱法》还规定了一项新的行政奖励措施，即离监探亲，以提高行政奖励的激励有效性。根据规定，监狱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返家探亲。这实际修正了监禁刑执行的完全封闭原则，使罪犯在法定剥夺自由期间也可返回社会。
不难看出，我国适时调整监狱行刑政策，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在监狱法规中的必然反映，而如何推进行刑社会化，已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监狱行刑的新课题。
三、行刑社会化：我国的基本措施及其重要意义
就世界范围而言，行刑社会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例如：在德国，行刑社会化主要包括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就业”，和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走廊”。在这两种情况下，罪犯通过接受私人企业雇佣参加劳动。此外，还有被称为“狱外放风”和“狱外散步”的形式。（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在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自由工资雇佣制”为典型形式，即监狱允许罪犯白日在狱外工作，接受社会企业雇佣，晚间必须返回监狱报到的制度。（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目前，世界各国为促进行刑社会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设置开放监狱，使罪犯靠近社会服刑，或在社会中服刑。开放监狱是相对封闭监狱而言的，是指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下，通过取消监狱围墙、铁栅栏、手铐等形式，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的监狱；第二，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第三，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如瑞典的《监内矫正法》规定，在押犯“可以获准离开监狱一段时间，以便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只需没有滥用这种请假的严重危险；”第四，用公共服务（community service）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
那么如何促进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呢？显然，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东施效颦似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通过大量适用假释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注：参见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5页。）在他们看来，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然而，我们并不赞同此一观点。因为，假释固然具有行刑社会化的意义，但仅仅靠假释是不能完成行刑社会化这一重要任务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在肯定假释、缓刑、管制等已有的具有行刑社会化性质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即在现行分级处遇级别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从而构建以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为核心，以假释、缓刑、管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体系。
在这样一个行刑社会化体系中，我们特别强调了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1.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社会化滞后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后，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就可以获得开放性处遇。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虽然监狱企业为罪犯学习劳动技能提供了一定条件，但限于监狱企业生产专业范围、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罪犯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技术更新相对较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企业，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促进罪犯尽早适应社会生活。
2.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现实。刑罚与监狱的发展变化均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在我国，自由刑的执行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以封闭形式进行的。虽然我国刑罚制度中早就规定了假释、管制，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具有行刑社会化意义的刑罚措施却适用得很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国对假释、管制运用缺乏监督机制，二是因为我国刑罚文化中的重刑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封建法制在我国曾经延续了2000余年，其刑罚威吓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商鞅说：“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注：《商君书·画策》）尽管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今天，刑罚文化中的重刑威吓思想仍然占有重要成分。我们倡导的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既促进了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又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传统与现实。
3.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符合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内在要求。理由如下：
其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是提高分级处遇激励力度的需要。对罪犯实施“三分”，实施分级处遇，是改革开放后监狱系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分级处遇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应当加以完善与发展。然而，目前分级处遇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分级处遇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是处遇差拉不开。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处遇设置的构架是：宽管罪犯在监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外出劳动可以不实行武装看押；通信会见次数可以适当增多，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管理可以适当放宽；会见的设施、条件可以好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批准配偶来监同居。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其监内活动范围，严禁单独活动；通信、会见只限于直系亲属，严格控制次数、严格检查、严格监听。该《意见》以罪犯活动范围、通信会见等处遇差别要素，将罪犯处遇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个处遇级。虽然实施分管后，不同级别的罪犯处遇不同，但是处遇差别不明显。虽然宽管罪犯在监内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但监狱空间有限，如果再考虑分类管束后分管单位需要实施封闭性管理，以及监狱重要设施需要专用空间，宽管罪犯的最大程度的活动范围也不会与普管级罪犯活动范围拉开理想距离。虽然监狱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监内活动范围，但监狱应当保证罪犯的基本权利。罪犯活动范围是处遇差别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受制于该要素作用发挥不充分，通信、会见、管理、文体活动等处遇差别要素的发挥状况也不尽人意。处遇效价将大大降低，根据弗伦姆的激励理论，处遇效价的降低直接导致处遇激励力的低效。分级处遇工作要有突破，必须将处遇差拉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将罪犯活动范围由监内引向监外，从而大大提高了监狱对罪犯活动范围的调控能力，并由此牵动罪犯通信、会见、管理、劳动报酬等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监狱对分级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为监狱加大处遇差提供了前提。而处遇差的提高则可以大大提高分级处遇的激励力度。
其二，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有利于提高监狱行刑的经济水平。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监狱的产品多为普通产品，且产品质量一般，而产品成本久降不下、产品价格高、销路不畅、致使监狱企业内部出现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监狱劳动力的剩余不仅影响了劳动改造手段的运用，不仅使监狱管理正常关系失衡，部分罪犯在监内无活可干，不仅增加了监狱对留监罪犯的管理难度、增加了监狱对参加劳动罪犯的管理和教育工作量，而且大大增加监狱在罪犯方面的支出-监狱需要养活这些罪犯。为罪犯寻求劳动岗位成为监狱管理的迫切需要，也是减轻监狱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
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有悔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离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条件的宽级罪犯白日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返回监狱，为罪犯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而且可以调整：当监内劳动岗位不足时，监狱可以组织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会上开展劳动承包等活动；当监内劳动力紧缺时，监狱可以紧缩监外劳务活动，满足监内需要。这样，可以解决监内劳动力剩余问题。
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不仅可以解决监狱现实的经济问题，为监狱提供劳动岗位，而且可以给监狱带来较可观的直接经济利益。监狱组织管理罪犯在社会上的劳务承包，除投入少量人力资源，如进行劳务联系，对获得开放性处遇罪犯进行监督管理无需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也不承担投资风险，而可以获得收益。由于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罪犯在社会上进行劳务承包是利用社会上的资源组织罪犯劳动，因此，较之于监狱重新投资办企业组织劳动改造，显然具有投资小、风险小，劳动投入少，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特点。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篇五
20xx年12月4日至9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市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刑事检察业务培训。
从隆冬的北方来到了气候宜人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感受到了温暖的气息；走进华东政法大学这个重点学府，让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而走进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明珠楼这个教室，真切感受到工作三十多年来，这样静下心来，走进这样高的学府学习，还真是第一次；当听到著名学者的授课，更让自己觉到这次学习是多么的重要，让自己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真心感谢市院领导的英明决策，真切感受到市院领导对提高全市业务水平，适应发展中的检察工作需要的殷切希望。以下是自己的点滴学习体会：
上海党校的硕士生导师谷宇博士做了第一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他对总书记的工作报告分5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从而得出了新的领导核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确立核心的依据；详细解读了党的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做为一名检察官，我明确了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要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上来，具体说就是要体现在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工作上来。
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李翔博士，对刑法修订案（九）以及"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对重点、难点的数额和情节等问题、以及解释中的新问题如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及时上交和退还的理解、打包服务等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明确了立法的本意，对实际工作中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了解了当今对法律解释的不同理解，以及前沿阵地研究的主要问题，开阔了我的法律视野，使自己在今后的审查时依据立法本意做到综合考量各方面定罪量刑的因素，准确定罪量刑。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戬教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行专题讲解。针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等制订本意做出讲解，同时提出在实践运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加深了自己的理解；她对检察环节证据审查过程中间接证据的如何运用以及运用中应当考虑的证明标准等6大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对我在今后审查工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讲解，学到的不止是王教授的渊博的知识，更有她的学习态度，对知识精深的研究精神，以及对案件分析的方式和方法，都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目标。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游伟教授，所讲的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对从事审查的我来说，触动很大，指出所承办的案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做到依法办案，包括程序和实体都要符合法律要求。办案首先是要讲政治，要做到认真履行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责，明确自身责任，其次是要严格执法，正确执行法律，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要加强自身学习，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理解全面。他的讲解让自己明白，法律的正确执行，是审查正确与否的关键，也是法律对公诉人的全面考验。
体会到做为一名公诉人，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修正理论的匮乏，修正自身的品行。通过此次学习，体会到法律理论知识是我们办案的基础保障。社会在发展，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去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对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正确运用证据标准，积极排除合理怀疑，及时掌握法律动向，把案件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时经得起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诱惑，做到拒绝办人情案和关系案，做一名清清白白的检察官。
虽然学习培训的时间很短，但给予自己的，确是终身受益的体会，这将影响自己以及全科同志，转变执法理念，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创新开展公诉工作；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中，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积极维护司法的公平和公正。
刑事检察培训心得体会（二）
20xx年12月3日至10日，到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参加了市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的刑事检察业务培训班。在七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先后听取了上海市委党校谷宇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李翔教授、王戬教授、肖庆平教授、游伟教授等人的讲课。教授们在课堂上幽默风趣，把高深的法学理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感觉到受益匪浅，下面谈谈本人的几点体会：
一、感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
走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的路上，感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厚重的历史气息。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6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于1958年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年再次筹建，次年招生；1966年停止招生，1972年被撤销。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第二次复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多年来，华政人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二、体会了教授的博学睿智
在授课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翔、王戬、游伟三位教授，其中李翔教授讲了刑法修正案九解读，王戬教授讲了刑事诉讼法修订专题、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问题，游伟教授讲了司法改革和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
李翔，上海市曙光学者，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其中，2007-2012年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公诉、金融检察、研究室工作），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翔教授围绕刑法修正案九逐条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并穿插了一些具体的案例，使我们对刑法修正案九有了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为今后更好的开展执法办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戬，女，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检察原理与检察制度，著有《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下的检察权研究》一书，主持和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行为法学会"检察规律研究"、"体制的检察权属性研究"等课题，并进行了相关成果转化。
王戬教授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等问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辅导，针对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有争议问题为我们进行详细梳理，并对这些争议问题如何处理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还就"以审判为中心"下如何处理好检侦、检审关系给我们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游伟，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犯罪与刑事政策研究所所长、《世纪》杂志社社长、"华东司法研究网"主持人。曾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研究部副主任、《法治通讯》主审编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
游伟教授则围绕司法改革和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为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对当前全国司法改革的形势和现状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媒体披露的一些冤假错案认真分析了原因，为我们今后办案避免犯错提出了解决建议。
三、丰富了头脑开阔了眼界
这次培训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周，但这次培训老师是由华东政法大学多名知名教授组成，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非常出色的资深专家，其中多数老师都是博士生、研究生导师。他们从聚焦十八届六中全会、刑法修正案九解读、刑事诉讼法修订专题、刑事侦查与犯罪证据、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问题、以"审判为中心"下的检侦检审关系、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等方面入手，多角度、深层次、高水平作了精彩的讲授，多个专题的讲授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使我们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视野上得到了拓宽，思维上得到了改进。
四、检验了作风，树立了形象
为尽量让我们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接触并吸收到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知识，培训班安排了多门课程，有时甚至晚上都在加班上课。面对十二月的大上海，能否坚持认真听每一堂课、做好课堂笔记，是对学习作风、学习纪律的一次检验。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是以前去过上海的，还是初次到沪的，也不论是已经参加过类似培训的，还是没有参加过的，我们60余名学员都格外珍惜这次培训学习的机会。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这个和谐的集体；每一天，都将自己的所有精力投入到了这次求知的历程。正是学有所成的信念支撑、严守规矩的自律表现，让我们收获满满，对外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官形象。
五、指导了实践，明确了方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培训学习不是简单的拿笔去记、拿书包去装，而是要用心去感悟和提升，付诸实践去检验和深化。华东政法大学的培训是短暂的，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开阔眼界和思路的大门，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新思维、新信息、新思想。理论的平台已经搭建，剩下的需要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把所学、所感、所获放在今后的工作中去感悟、思考、分析，进行运用、转化和提升，用学到的知识，用更新的思路，认认真真干好本职工作。
短暂的学习培训结束了，但这仅仅是新征程的开始，我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不断加强学习，促进自我提升，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更加务实的态度，为我院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作出积极的贡献。
以上就是网络为大家带来的5篇《学习刑法心得体会》，希望对您的写作有所帮助，更多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网络。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优秀5篇热门心得体会范文范文推荐：